2017年4月16日 星期日

舊時月色照今人 專訪文壇名士董橋先生 -- LifeStyle Journal 優雅生活



「人有兩種,用功或不用功的,文章也有兩種,一是寫得好,一是寫得不好;正如Oscar Wilde所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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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0
「人有兩種,用功或不用功的,文章也有兩種,一是寫得好,一是寫得不好;正如Oscar Wilde所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我看待文章的標準亦不外如是。」
在中環麥當勞道高層大廈上的董宅裡,清癯瘦削、一派儒雅斯文的董老跟我們談到文章事時,眼神語調都忽然嚴肅起來,我開始明白他為什麼說讀書人必須有氣節風骨,要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奉行不輟。「用功」這兩字,董老在跟我們談話中提出了不下十次,他說「做人多講無謂,你必把它做出來。寫文章係要很努力、用功,誠心做好案頭工作。你必須devoted必須全情投入!執筆以來,我相信自己都寫上千萬字了。」
讀董老的文章,特別是那些談及前塵往事、考據憶舊、識情賞美的小品文,篇篇都是精雕細琢的華章,雖然他自言下筆甚快,一萬字一小時多就寫好。父執師友也好、騷人墨客也好,粉黛佳人也好,都是那樣鮮活明媚。然而,丹青翰墨、鶯聲燕語底下,卻總似乎帶一絲未盡言的愁緒,可又絕非那種矯情造作的淒美。記起董老舊文曾提及「今日學術多病,病在溫情不足。溫情藏在兩處:一在胸中,一在筆底;胸中溫情涵攝於良知之教養裏面,筆底溫情則孕育在文章的神韻之中。短了這兩道血脈,學問再博大,終究跳不出渀渀蕩蕩的虛境了。」看來,真情感悟與刻苦用功,便都是文藝創作的必要條件,文質彬彬可不能說了算,董老便曾為文說:「學術上說博說專,說新說舊,全在唬人。經營得出一點氣象才是成就。沒有下過苦功,應該安於淺薄。」這話似成了他在訪問中,一直抗拒學術式、陳義過高言詞的注腳。
董老寓所室雅而不大,客廳陳設字畫和文玩都是他偏愛的小品,葫蘆及各式佛像很多,董說自小全家都信佛。自認文物古董修養淺薄,我能賞識的就只有那精緻生動的布袋尚或彌勒佛小木雕。這次為我們照像的攝影師鄧鉅榮(Ringo Tang) 身型微胖而笑口常開,樣子就似個彌勒佛,他與董老一位漂亮的晚輩小姐稔熟,年前開其人物肖像攝影展《如去:如來》,通過美麗的晚輩求得董老為其作小序。序中董老幽默說:「昔人以『瘦』評賈島的詩,求瘦太難,藝術臃腫蹣跚者正苦不能『瘦』耳。這個道理鄧鉅榮懂:他微胖,作品倒是很精瘦,很神氣。」鄧早已是城中著名時尚攝影師,近年轉攻藝術攝影,董老看出他的刻苦用功,小序以《唐詩三百首》裏賈島的名詩《尋隱者不遇》借題發揮,令整個攝影展氣象一新。難怪鄧鉅榮總是感激不已說:「董老師真的看透了我作品,知道我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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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道文章 尋隱者遇
董老小序寫道:「唐詩三百首裏賈島的《尋隱者不遇》是名詩:『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師父上山採藥是日課,過去、現在、將來都上山,都採藥。浮雲時淺時深,忽來忽去,過去、現在、將來不斷飄浮,不斷聚散。空間時間這樣遼闊,一下子凝聚在一棵松樹下的一問一答之中,從一個定點拓展到無邊無際的無窮,這二十個字從此成了世情的長卷。那是賈島的藝術境界,清峭幽僻,天地生姿。」原來董老五十年前在台北一位老畫家的畫室裏看到一幅手卷,天地很窄,幅面寬長,淡彩迷迷濛濛畫了隱士山居一片幽邃的山景,近處茅屋門前童子和來客在松蔭下相對問答,卷首抄錄賈島這首詩,卷尾小行楷寫了長長的跋文,細說老畫家教小孫子誦讀這首詩的故事。
「說到文人品味,我一路提倡細微,第一是因為買不起大東西,我是從案頭小東西,開始學,開始買,開始玩。案頭東西包括小冊頁、手卷,我想袖珍的東西是中國文人的教育經歷,包括你讀的書如明清筆記,明顯不是長篇大論。幾句就是一段,這就是小品。短短的片段,人生入面的片段,美好的片段。小品就是如此的美好的小片段。我快要出版的一本新書就寫成一段一段的,像明清筆記般的文章。五、六百字一段,一共寫了一百零一段,用意是借此表達小品的體驗。」董老喜歡小品文章或袖珍文玩,可不是正因其見微而識宇內,「即是不露,傳統中國教養或甚至英國式的教育,都教人不露,你說英國人陰濕也可以,他就是不露。一種沉底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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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真章 藏而不露
董老立足文壇近半世紀,又曾任職中外媒體與文化出版機構,加上活躍於文物金石收藏,以文會友結下許多朋友,他表示:「用真心去對待朋友是必然的。中間必存誠意。你跟朋友交往,彼此溝通,信劄往還,吃飯喝酒,都是平常。但太過頻密,便很難了。我現時仍有跟朋友書信往來,譬如跟余英時便常有通信,本來都是寄信的,現在圖方便,手寫好便傳真過去。用原子筆或鋼筆多,沒必要是毛筆。email 通訊也成,但寫文章我必須手寫。」那種輕鬆歡快的口吻同就似大家用facebook,whatsapp或wechat朋友圈跟朋友溝通那樣爽快。
事實上,余英時這位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亦真的稱得上是董老「知己」。早幾年,董老七十大壽,香港牛津出版社為其出版紀念文集《董橋七十》,余英時特別為老友題文,一小段一小段的七言詩,短短七段道盡這位文壇好友事跡為人、志向心境。我認為其第五段尤其說明了董橋鮮為人識的一面:「東籬採菊見南山,人道淵明鎮日閑。讀到刑天舞干戚,始知猛志在胸間。」董橋壯年時,胸中應有團火。
董橋出生於1942年,原名董存爵,福建泉州晉江人,印尼華僑,六十年代中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後來港發展,曾任香港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叢書部編輯,七十年代曾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多年,並在倫敦英國廣播電台中文部從事製作節目及時事評論工作,後又在港出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香港公開大學中國語文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組主任、《明報月刊》與《明報》總編輯、《蘋果日報》社長等職。董氏文筆雄深雅健,兼有英國散文之淵博雋永與明清小品之情趣靈動,為當代中文書寫另闢蹊徑,深獲海峽兩岸三地讀者傾心喜愛。董橋撰寫文化思想評論及文學散文多年,在港台及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杭州、成都、瀋陽出版文集十多種。董橋學貫中西,散文備受推崇,曾任大學文學獎、全球青年華文文學獎、城市文學獎評審。文評家陳子善曾撰文《你一定要看董橋》,推許董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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綉花枕頭 刑天干戚
這是我在網上查找到介紹董老的文字,如果向他求証,董老可能又會抗拒說:「正如做人,你要非成功便是失敗,亦毋須多廢話了。」董老寫文章要求極高,遣詞造句有如金雕玉琢,色彩多姿又有其規律及韻,有論其作品為:「科技時代鴛鴦蝴蝶遺老捨不得昨宵落在綉花枕頭邊的一枝白玉簪」,甚至有沒有下過苦功又不安於淺薄的晚輩評論家表示,董老如陽春白雪、鴛鴦蝴蝶的文字,不外舞文弄墨。其實,董老就外間對其作品毀譽言論可從不在意也不在乎,他說:「首先,我不會回應任何稱讚或批評我文章的說話。幾十年如一日都是如此。我覺得假如你還沒充份讀過我的文章,我也毋須多言了。其實我近年的寫作跟以前已有變,人一直在改變,是自然不過。」
蘇富比中國書畫部主管張超群老師與董老稔熟,張老師早年曾任記者,也算是董老半個晚輩吧。刻苦用功的他口頭沒對董老作品有什麼褒揚稱譽,但從他主催即將於4月18日至29日假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行的《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以及落力籌備的興奮神情,他對董老尊崇已見一斑。經常以詩人自況的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程壽康更表示:「董橋的散文造詣和文學修養在文化圈中是無人不知的,但他是謙謙君子,平日言談間甚少談及其收藏之成就。事實上,他品味縱貫古今,橫跨東西,極富文人意趣,亦反映了他的閱歷及眼光。這一次我們非常幸運董先生同意展出他的珍貴收藏,通過第一次這麼全面的展覽,我們有幸更瞭解董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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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堂奧 絕色書齋
我們這次有機會拜訪董老,並能與其暢談文藝創作與文物收藏心得,都得感謝張超群老師細心安排,當然,也要董老不吝賜教用功不足的唐突後生。張超群老師向我們透露《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是香港蘇富比重頭戲年度展覽,消息傳開後,中外文壇和收藏界朋友奔走相告,預期屆時必盛況空前。張超群老師表示,2017年適逢董老翰墨生涯歷時半世紀,香港蘇富比舉辦《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首度公開董橋珍藏逾百件,種類包括書畫信劄、文房雅玩、西洋古籍、藏書票等;同場展出其書法近作、手稿,以及著作之特別版本。屆時,展覽劃分為四個展區,由董橋之文字引領導賞;展場更將呈現董氏書齋「舊時月色樓」之樣貌,並展出其日常寫文練字之書案,讓觀者恍如置身董橋書房,徜徉在此「讀書人家」。
四大展區包括:「清白家風」、「字裡相逢」、「絕色」和「這一代的事」,其實都源自董老文集舊著名稱。「清白家風」涉中國近現代書畫逾六十件,部分乃友輩文人送贈,如余英時、啟功、梁實秋寫贈董氏之墨蹟;部份為其經年珍藏,如張充和舊藏《牡丹亭》手抄曲尺譜、其老師胡適及沈尹默寫贈之書法、溥氏家族成員溥儒、溥伒、溥佐,以及張大千、黃賓虹、齊白石、祁崑等名家之作,不少為袖珍小品,別具雅趣,可見董橋之識見及品味不隨流俗。「字裡相逢」中涵蓋友輩文人致董氏之信劄,當中包括文壇、藝壇、翻譯界以及學術界,如金庸、白先勇、吳魯芹、林文月、楊絳、余光中、余英時、林海音、徐訏、宋淇、陳蝶衣、艾青、南宮搏、胡金銓等,皆首度公開。由於書信數量甚夥,展覽期間,將分批展出。
「絕色」中之西洋古籍不少乃十九及二十年世紀之西方經典名著初版,部分繪圖由名手所出。書面多為硬皮精裝,具花飾燙金,不少出自頂尖裝幀工藝師,並以皮革、貝殼、紅寶石等珍貴材質,雕刻後鑲嵌其中,設計、造工細緻精美,瑰麗典雅,皆應舊日藏書家訂製而作,鮮有重複,彌足珍貴。另董橋所藏之藏書票,亦會同場展出。「這一代的事」展出董橋特為是次活動所作之書法,以及其創作之手稿,及專著特別版,可供選購。屆時亦會推出其著作簽名本限量套裝,可預先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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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年舊夢 貼心旋律
香港蘇富比隆重呈獻《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完全以茲事體大的態度嚴陣以待,董老則一而貫之淡然處之,「中國書法繪畫求的祇是自家歡喜的零箋小品,西洋古籍舊書藏的也是自家偏愛的陳年舊夢。竹木牙角案頭文玩更是毫無規範,文氣飄香的都愛,華貴庸俗的不收,脾性之不合時宜一覽無遺,我不在乎。」誠如董老為文所謂「文化遺民講品味,養的是心裏一絲傲慢的輕愁」、「搜獵老文物也許只為了給人生配製幾段貼心的旋律」,或者說是不在乎,卻是對現今滿城新潮和滿街俗物的一種「反動」。董老說:「不合時宜不能只從字面來看。不合時宜是一種對現實的抗拒,即是你不能苟同現今眼前一切,你自己抽離開來,就說自己不合時宜吧。」對他來說,這些舊物不啻在老橡樹上繫一根黃絲帶,渾似千瓣心香,而刧後的意識形態,值得依戀的正是這些殘望的舊時月色。
董老文章秀麗翩躚,入世卻又出塵,很難會想到背後有什麼「刧後的意識形態」,然而,他卻是道道地地的一個生於憂患的讀書人。譬如在其被國內選為高中語文閱讀練習的散文名篇《南山雨》中,開首便提到「三四十年前我帶著家小來香港謀生,白天做兩份兼差的工作,晚上給報紙雜誌寫稿翻譯,三口生計勉強應付,偶然碰到意外支出,變賣細軟的落難舉措還是有的。這樣熬了兩三年,老二出世的時候,我去應徵一份工錢優厚的職務,連過三關,十拿九穩,竟然落空。」昔日六十年代黑白粵語片屋漏夜雨情節,在他身上是真人真事,而戰亂流離也是其小時親身經歷。
生於憂患 入世出塵
「我1942年抗戰時期在印尼出生,那時還在打日本人,到1945勝利了又有印尼獨立戰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目睹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開入印尼,協助荷蘭人鎮壓動亂,但荷蘭人最終仍打敗仗,印尼宣佈獨立,那時是1947年,我只有五歲。1959年,十七歲去臺灣成功大學讀書,那時候印尼有左派學校也有右派學校,我父親是辦學的,親國民黨學校,當時華人學生有一批往大陸升學,另一批則去台灣,我是去台灣那批,去大陸那批人後來都景況坎坷,有些人偷渡來港甚至死在半途,到了香港也生活坎坷。我在1965年來港,1967年香港暴動,在港工作至1972年才去英國。」董老細說從前,可今日他倒慶幸自己有此一段經歷,「生於憂患,經歷這許多戰亂離難,其實對我日後創作也很有幫助。若沒有這些經歷,什麼叫打仗?什麼是炸彈?你都不曉得。」
董老認為文藝創作貴乎「真」,帶真感情的妙筆難求,揮灑的是學問不是學識,講究的是心境不是心志,感於哀樂的感字很要緊。古時文人或者讀書人,也是士人,總要修齊治平、經世致用,對家國天下有所擔當,他卻以為「時代都變了,今天也無所謂士不士了。但一個人最緊要有氣節風骨,有沒有其他什麼志向亦無傷大雅。所謂士的定義根本難說清楚,亦實在不切合當今時代,但做人的風骨氣節卻從來都要緊。這不但只對中國讀書人要緊,對全世界讀書人都一樣要緊。這就是無分古今中外都必須有的integrity。」
「我主張一個讀書人或文化人或對文化感興趣的人,最緊要是得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判斷,有自己的立場和信仰,人家如何看你,大可置諸不理,這也是氣節風骨的表現。我對歷史上許多文人都很仰慕,卻不覺得哪個尤其突出,因為各人皆有其長短,亦各有其獨特成就,我不會特別崇拜哪一位人物。」董老說,他的成長有着老師長輩以身作則的啟發,也存在自己讀書求知的感悟,「尤其是我這一代讀書人,因為生於憂患,對風骨氣節便尤為重視,這跟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很有關係,後生一代因沒經歷這許多憂患,或許就沒有這樣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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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節風骨 文化天下
儘管自言沒太多士人志氣使命感,董老骨子裡對傳統文化始終珍而重之,甚至以其如此份量仍自稱「半吊子舊派人熬過了大半個世紀還嫌自己舊得不夠地道」,其文章亦每有引述大家之言如「士大夫憂天下不憂國家,天下者,文化也」,年輕時在英倫研究馬克思主義時,亦不忘從馬氏文藝理論中抽絲剝繭、探察端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提到古老社會社裏的藝術作品(古希臘藝術)為什麼到現在還能散發『永久的魅力』,讓工業時代裏的人看了還覺得過癮⋯⋯馬古思用比較接近心理學的方法解答這個疑問:古老社會象徵『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人人都會緬懷童年樂事。好的文學藝術到底都有『魅力』,新的古的都有。」我直覺他心裏,有「不露」的猛志。美學家張世英說:「人生四種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審美境界。審美為最高境界。」董老文章字裡行間流露的美感與歷年收藏珍品,殊途同歸都有着那種懷古憶舊的審美,循此問道,可他卻抗拒稱之為「審美」。他認為美感的培養不是「審」來的,「我不會用『審美』如此學術的字眼,我覺得那只是個人好惡使然,美與不美,其實都是出於個人的教養、成長,令你對某些事物特別感興趣,而對某些事物卻又無動於衷而已。審美是學術多於生活,我想不需要如此刻意。我小時候家裡地方很大,庭院深深,還有許多字畫,我父親可沒教我那個是美那個不美。總之你在這樣的環境成長,又有機會自己親手去栽樹種花,凡此種種便都成為我判別美醜的體驗,而不是從書本上學習得來。」
明月清輝 映照美好
「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有好的也有壞的,什麼的遭遇都會有,但種種經歷雜然混合,卻足以令自己有所昇華。不一定好際遇才會提升自己,有時候,壞的經歷也可以對人生有積極作用。說到人生修養,我相信生活經歷多過書本學習,所以看待事物也應多從生活角度觀之,而非書本尺度。正如我們小時候看長城、邵氏出品的黑白電影,特別是夏夢主演的電影,都看了許多。那些電影未必齣齣佳作,但片中某個場景、影像或劇情片段,卻足以令我至今仍歷歴在目。」董老猶記得五十年代末他看過長城出品的一部電影,好像叫《中秋月》吧,當中有一個鏡頭拍到八月十五中秋夜,一輪明月清輝映照下的木屋區,原本破落衰敗的貧民窟竟美得令人屏息,這景象便一直長駐他心間。他表示,人對於美的感受便都由生活中點滴累積形成,所以文藝作品怎樣才令人感動或不感動,便難有一個客觀學術標準。
所以除了孜孜以求用功之外,董老對文藝創作也有其「才情」論,「用功之外,一個人的才情也很要緊。你寫文章,寫小說、散文都要才情,甚至做學術研究都要才情,但兩者所需要的才情卻不一樣。第一必然是用功,你要博命去讀,但才情卻是天賦,不可強求。譬如拿胡適與徐志摩比才情,徐志摩才情肯定勝胡適。如果說用功與才情兼備的話,梁實秋就兼而有之。在他們那一代文人當中,我認為冰心的學問只屬一般,但她卻實在有才情,否則也寫不出《寄小讀者》了。你看文章似乎簡單,其實卻得來不易。」
今人喜歡說突破創新,凡事都要與時並進,最好還要引領時代,那麼時代變遷會否也要求文學創作有所改變?董老淡然說:「要求也沒用。跟上一代文人比,思想情懷一定有改變。但作為一個創作者,我亦毋須要去理它。我亦不想知道它。我要是知道,就會去遷就它。我照樣創作,不管你新時代有什麼新要求。出來的作品可能合你意又或不合,都不打緊。作為一個創作者,對改變中的客觀情況和需要都毋須理會。因為創作者本身已在演化當中。你能融匯貫通自然好,但一切隨心亦非常重要,創作都源自生活。因為作者本身一直在變,所以你問哪是我最好作品,我幾時都會說還未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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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書會老 無無明盡
董老認同人和書都會老,「書會老,不是說它外表頁片泛黃又或內容與現世脫節。反而是對現世越來越清楚和深刻。不是遠,是你在理解現實之後,情願保持距離。這是老的好處。你不是逃避它,而是你已看通透它了。」不是遠而是保持距離,是一位稱吾老矣智者之言。
香港蘇富比即將舉行的《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中的「絕色」環節,董老收藏的裝幀設計精美絕倫的眾多西洋古籍和藏書票,都是越老越迷人的逆齡絕色。畢竟,縱使書會老亦不單關乎外表,董老最近便又在重看一批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文學類英文書,中文書則看明清筆記,他說:「我全部看,慢慢再讀一次,再讀一次。」
想到董老在其書齋「舊時月色樓」用功讀書、寫作的景況,相信就好比如貝多芬在月光靜靜地灑落下創作《月光曲》的情境,董老會彈鋼琴,他說:「創作一定有自己獨立的地方,有自己獨立的一切,永遠要記得,你是一個很孤獨的人,你才能寫作。否則你寫不出東西。寫作是一個人孤單的行為。」
董老所傾慕的古舊光華,不是當今燦然無明的高科技LED燈或充斥燈光污染的bright light big city,縈繞他心間的舊時月色是帶着母親懷抱體溫的童年樂事,人世間最美好的片段。他說:「其實也不代表舊時歲月一切都好,但我對今時今日許多事物都看不順眼。我覺得今日世界已難以得享昔時那種人文生活即humanity。我的書齋叫『舊時月色樓』已表明自己對今日時代的抗拒態度。我喜歡look back。」
舊時月色不是照明工具。我忽然想起《心經》中那句子「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訪問:簡國慧、趙柏偉 撰文:趙柏偉 攝影:鄧鉅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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