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 星期三

新聞網站「新頭殼」(2009-2016)



2009年9月成立至今已7年多的新聞網站「新頭殼」傳出今年底將熄燈。新頭殼創辦人兼董事長蘇正平今向本刊記者證實此消息,他說,新頭殼不是資源很多的媒體,雖然虧損不多,但因考量未來幾年媒體經營環境可能不會改善,因此董事及股東會日前決議於今年底結束營業。

蘇正平強調,新頭殼是股份有限公司,會依法處理相關事宜,也會善盡社會責任,除對員工的資遣等後續處理一定妥善安排,新聞服務也會提供到年底,不會中斷。他說,目前該公司員工符合《勞基法》資遣規定的有8人,其餘多是定期契約或邀稿作家,因此不適用《大量勞工解僱保護法》的規範。

蘇正平也表示,依法年資3年以上的員工資遣須於1個月前告知,因此昨天已和幾位員工告知此事。他也感嘆:「現在媒體環境大家都很清楚。」一位新頭殼員工今凌晨就在臉書感嘆:「前途一片混亂與茫然。 」據了解,11月27日該公司舉行董事及股東會議,會中做出結束公司的決議。
2009年新頭殼成立茶會時,金溥聰(左)也現身祝賀。

新頭殼網站的正式公司名稱是「先驅媒體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1日記者節成立,由曾任新聞局長、中央社董事長的蘇正平創辦,曾任公視總經理的胡元輝擔任總顧問,首任總製作(等於總編輯)是中央社前副總編輯莊豐嘉。新頭殼成立茶會當天,甫從壹傳媒離開的國安會前秘書長金溥聰也曾現身祝福。

不過,胡元輝隔年接任卓越新聞基金會董事而離職,莊豐嘉去年也從新頭殼離職,今年另創公民草根媒體《串樓口》,並擔任社長。

「這當然是很可惜的事!」胡元輝感嘆,當初創辦新頭殼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希望台灣能有獨立精神的媒體,因資金、資源不足以支撐傳統媒體,因此創立網路原生媒體,並定位為社會企業,因此股東們一開始就以認同價值為主,並不認為是投資,也希望新頭殼「能做多少就發揮多少」。
2009年新頭殼成立茶會,時任總統的馬英九也送花籃祝賀。

胡元輝說,這7年來新頭殼確實發揮了一些作用,包括某種程度引領了現在的網路新聞媒體風潮,以及在部分新聞事件上達到了守望的功能,成績單如何,就留給社會大眾去評價。

新頭殼長期關注政治、媒體改革、社會正義等議題,曾率先報導苗栗大埔案、揭露中國福建省政府付費給《中國時報》置入新聞;此外,包括反核、318學運、反課綱運動等近年的社會運動,新頭殼也都給予大篇幅報導。

St. Paul: The Apostle We Love to Hate by Karen Armstrong 聖保羅:基督教史上極具爭議的革命者

上周,梁永安先生送我一本新譯Karen Armstrong的【聖保羅】,

聖保羅:基督教史上極具爭議的革命者

St. Paul: The Apostle We Love to Hate


內容簡介

《神的歷史》作者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最新力作
基督教文獻研究最出色的保羅專著
從真正出自保羅手筆的七封書信,
探索使徒保羅的先進革命思想與身世之謎

  每個文化總會有像耶穌和保羅那樣的聲音響起,抗議制度化的不公不義。保羅若是活在今日,八成會激烈批判巨大財富不均與權力不均的全球性市場。
  其次,保羅畢生都在追求超越族群、階級和性別藩籬。在今天的世界裡,種族歧視和階級分野仍然頑強。保羅若是活在今日,一定會激烈反對這些偏見。
  所以,有許多事情我們可以向保羅學習。——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就現代觀點來看,使徒保羅堪稱社會改革的先驅。就像耶穌一樣,保羅終其一生反對羅馬帝國的結構性不公義,追求超越族群、階級和性別藩籬。然而,歷史中的保羅卻被醜化為厭女者、奴隸制度的支持者、極權主義的發聲者,激烈仇視猶太人和猶太教。

  作者凱倫.阿姆斯壯試圖為保羅平反,徵引嚴謹史料與學者最新研究,指出新約聖經中僅七封書信是出自保羅之手。保羅書信寫於耶穌死後二十年,是流傳至今的最早基督教文獻。經學者鑑定,這些書信只有七封是真品:〈帖撒羅尼迦前書〉、〈加拉太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腓立比書〉、〈腓利門書〉和〈羅馬書〉,而歷史對保羅的諸多誤解乃源自其餘偽託之作。

  保羅終其一生都強調,在「上帝的國」裡,每個人都必須被允許同桌用膳。遺憾的是,在今日的世俗化世界裡,種族歧視和階級分野仍然頑強。幸而,每個文化總會有像耶穌和保羅那樣的聲音響起,挺身抗議制度化的不公不義。保羅若是活在今日,一定會像耶穌那樣激烈反對階級偏見,激烈批判帶來巨大財富不均衡與權力不均衡的全球性市場。

  本書透過檢視保羅的生命路徑與傳教生涯,並穿插宗教歷史與文獻研究,不僅能窺見保羅於所處時代的掙扎,理解其信念與行動背後的成因,並重新評價保羅對基督教的影響。更重要的,作者試圖透過本書修復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關係,並重新檢視女性在現代基督教中的重要性。

名人推薦

  阿姆斯壯精彩地凸顯出保羅在基督教發展史的中軸角色,顯示其著作一直同時受到基督徒的忽略和扭曲。——《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書成功達成了阿姆斯壯女士自己設定的目標:為最有影響力一位基督教宣教士進行平反,並探索一些至今仍縈繞著我們的議題。她的作品設法修補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關係,重新聚焦於女性在現代基督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我們的世界裡實現「上帝的國」。是時候停止迫害保羅和欣賞他的教誨。—— 《匹茲堡新聞郵報》(Pittsburgh Post-Gazette)

  內容扼要簡潔,有力回應了對保羅的常見批判。——《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報導平衡而資訊詳實。——《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凱倫.阿姆斯壯的佳釀:清晰、淵博、感情豐富和非常長人見識。——卡希爾(Thomas Cahill),著有《猶太人的禮物》(The Gifts of the Jews)和《愛爾蘭人如何拯救了文明》(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
緒論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本談保羅的書出版,當時我的事業剛起步。隨著這本《第一位基督徒》(The First Christian)而來的六集電視劇是由我執筆和製作。制訂拍攝計畫之初,我認為這是個好機會,可以讓我顯示保羅如何破壞了基督教,敗壞了耶穌原有的愛的教誨。保羅是一位很多人喜歡恨的使徒:他被醜化為厭女者(misogynist)、奴隸制度的支持者、並且極權主義的發聲者,激烈仇視猶太人和猶太教。但當我開始從第一世紀的脈絡研究他的書信,不多久便意識到以上的論斷全然站不住腳。事實上,追隨他的足跡時,我不只愈來愈敬佩他,還感覺自己跟這位難相處、傑出和可敬的人十分相投。

  我的第一個發現是,《新約聖經》中歸於他名下的那些書信並非全是出自其手筆。經學者鑑定,這些書信只有七封是真品:〈帖撒羅尼迦前書〉、〈加拉太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腓立比書〉、〈腓利門書〉和〈羅馬書〉。其他書信(〈歌羅西書〉、〈以弗所書〉、〈帖撒羅尼迦後書〉、〈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和〈提多書〉)全是後人偽託,統稱「次保羅書信」(Deutero-Pauline letters),一部分成書的年代晚至第二世紀。這些書信不能稱為偽作,因為在古代世界,把著作託名於一個受敬佩聖人或哲人是常有的事。這些身後書信致力於圈住保羅,讓他的激進教誨可為希臘羅馬世界接受。正是這些後出的書信堅持婦女必須順服丈夫,奴隸必須順服主人。也正是這偽託書信把保羅對「這世代的統治者」的譴責靈界化,聲稱基督要收拾的是魔界力量而非羅馬帝國的統治階層。

  說來有趣,有些女性主義神學家認為以上的論證只是一種開釋。她們似乎強烈感覺有必要把基督教源遠流長的討厭女人傾向(misogyny)歸咎於保羅。不過,她們無視信而有徵的考證的態度卻是非理性的。在在看來,人們認為恨保羅比客觀評價他的著作還重要。事實上,近期研究顯示,保羅對這些議題的激進立場與我們自己時代的前衛立場極為相近。首先,正如霍斯利(Richard A. Horsely)、喬治(Dieter George)和愛略特(Neil Elliot)等學者指出的,保羅就像耶穌一樣,終其一生反對羅馬帝國的結構性不公義。在前現代的世界,所有文明毫無例外要依賴農產品的剩餘來維繫,而這些剩餘是硬從胼手胝足的農民身上壓榨出來的。所以,有五千年光景,世界九成人口都被化約為農奴狀態,以維持一個特權階級的存在。然而,歷史學家又指出,沒有這種無處不見的安排,人類便不可能走出原始狀態,因為只有特權階級方有餘暇發展科學與藝術,帶來進步。另外,弔詭的是,像羅馬那樣的大帝國看來是保障和平的最好方法,因為它讓互相敵對的貴族不會為爭奪可耕地爭戰不休。在前現代的世界,社會不安造成的農業歉收可導致成千上萬死亡,所以,人人對無政府狀態無不充滿恐懼,並把奧古斯都之類的皇帝譽為不世出的明君。不過,每個文化又總會有像耶穌和保羅那樣的聲音響起,抗議制度化的不公不義。保羅若是活在今日,八成會激烈批判帶來巨大財富不均與權力不均的全球性市場。

  其次,保羅畢生都在追求超越族群、階級和性別藩籬(說來可悲,這些社會分隔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仍是根深柢固)。所以,我們必須為保羅平反。他從大馬士革啟示得到一個重要憬悟,即區分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律法已被上帝廢除(他先前不遺餘力捍衛這律法)。就像耶穌那樣,他總是強調,在「上帝的國」裡,每個人都必須被允許同桌用膳。在我們的世俗化世界裡,我們不再強調禮儀上的潔淨,但種族歧視和階級分野仍然頑強。保羅若是活在今日,一定會(就像耶穌那樣)激烈反對這些偏見。耶穌持續與「罪人」共餐,觸摸那些被認為「不潔」和患有傳染疾病的人,跨越社會界線結交被建制鄙視的人。

  所以,有許多事情是我們可以向保羅學習的。寫作《第一位基督徒》時,我強烈倚重〈使徒行傳〉(傳統認為是出自聖路加手筆,而他同時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但〈使徒行傳〉現已不再被認為完全可靠。路加固然可以接觸到一些有根據的傳說,但因為他寫作的時間有可能晚至第二世紀,他並不總是明白他所聽到的傳說。另外,他與保羅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傾向。寫作於反抗羅馬人的「猶太戰爭」之後,路加因為目睹耶路撒冷與聖殿的悲慘下場,急於撇清耶穌運動並不像一般猶太人那樣對羅馬充滿敵意。所以,在他的敘事裡,他一貫描寫羅馬官吏對保羅禮敬和欣賞有加,又把保羅屢屢被驅逐出宣教地點歸咎於在地猶太社群對他的不歡迎。但我們將會看見,保羅自己的觀點大不相同。

  所以,在本書,我主要仰賴的材料是保羅的七封可靠書信。有很多事將會永遠成謎:例如,我們將永不可能得知,那麼強調自己單身身分的保羅是否結過婚。我們對他的童年和教育情況一無所知,對於他五次在猶太會堂被鞭打和三次遭遇船難(其中一次在大海漂浮了一晝夜)的事情所知亦極其有限。我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遭人砸石頭,是什麼時候遇到土匪。另外,雖然歷代以來對於保羅的死有許多不同說法,但我們不可能知道他是何時死去和如何死去。儘管如此,他的書信卻讓他活了起來,讓驅動他去改變世界的熱情歷歷呈現。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英國最負盛名的宗教議題評論家之一。曾擔任天主教修女達七年之久。一九六九年離開她的教派後,於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英語系畢業,之後在倫敦大學貝佛(Bedford)學院、里歐.貝克(Leo Baeck)學院任教。一九八二年後開始專職寫作、講學,以及主持廣播節目談論宗教事務。

  她是穆斯林社會科學協會(Association of Muslim Social Sciences)的榮譽會員,並擔任聯合國文明聯盟(UNAOC)大使,獲頒眾多國際獎項。一九九九年獲頒「穆斯林公共事業會媒體獎」,二○○八年獲得TED大獎,並創立「仁愛憲章」(Charter for Compassion)。二○一五年,因對文學與跨信仰對話的貢獻而獲頒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BE)。

  著作甚豐,包括《神的歷史》(立緒出版)、《穿越窄門》、《佛陀》、《萬物初始》、《為神而戰》、《伊斯蘭》、《神話簡史》、《穆罕默德》、《大蛻變》等書。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目前為專業翻譯者,共完成約近百本譯著,包括《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現代主義》(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等。


目錄
緒論 Introduction
第1章 大馬士革 Damascus
第2章 安提阿 Antioch
第3章 雅佛之地 Land of Japheth
第4章 對立 Opposition
第5章 物資 The Collection
死後生命 Afterlife
註釋
我看了導論之後,去看Wikipedia的,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_the_Apostle
Paul the Apostle (LatinPaulusGreekΠαῦλοςtranslit. Paulos; c. 5 – c. 67), commonly known as Saint Paul, and also known by his native name Saul of Tarsus (Hebrewשאול התרסי‎, translit. Sha'ul ha-Tarsi‎; GreekΣαῦλος Ταρσεύςtranslit. Saulos Tarseus)[4][5][6] was an apostle (though not one of the Twelve Apostles) who taught the gospel of the Christ to the first century world.[7] He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the Apostolic Age.[8][9] In the mid-30s to the mid-50s AD, he founded several churches in Asia Minor and Europe. Paul took advantage of his status as both a Jew and a Roman citizen to minister to both Jewish and Roman audiences.


去YouTube看The Life of Paul the Apostle FULL DOCUMENTA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iHduU7R_8

2016年11月29日 星期二

THE DOUBLE: A Petersburg Poem by Fyodor Dostoevsky

"It was nearly eight o'cloc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titular councillor Yakov Petrovich Goliadkin came to after a long sleep, yawned, stretched, and finally opened his eyes all the way. For some two minutes, however, he lay motionless on his bed, like a man who is not fully certain whether he is awake or still asleep, whether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him now is a reality or a continuation of the disordered reveries of his sleep."
―from THE DOUBLE: A Petersburg Poem by Fyodor Dostoevsky
he Double, written in Dostoevsky’s youth, was a sharp turn away from the realism of his first novel, Poor Folk. The first real expression of his genius, The Double is a surprisingly modern hallucinatory nightmare in which a minor official named Goliadkin becomes aware of a mysterious doppelgänger–a man who has his name and his face and who gradually and relentlessly begins to displace him with hi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the dilemma of this increasingly paranoid hero, Dostoevsky makes vividly concrete the inner disintegration of consciousness that would become a major theme of his work. The Gambler was written twenty years later, under the pressure of crushing debt. It is a stunning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a young man’s exhilarating and destructive addiction, a compulsion that Dostoevsky–who once gambled away his young wife’s wedding ring–knew intimately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In the disastrous love affairs and gambling adventures of his character, Alexei Ivanovich, Dostoevsky explores the irresistible temptation to look into the abyss of ultimate risk that he believed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The two strikingly original short novels brought together here–in new translations by award-winning translators–were both literary gambles of a sort for Dostoevsky. READ an excerpt here: http://knopfdoubleday.com/…/the-double-and-t…/9781400044702/

《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2016、《郭松棻文集》 (2015);《拾花入夢記:李渝讀紅樓夢》(2011) :郭松棻、李渝合葬中和禪寺靈骨塔

閱讀更多《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
博客來 https://goo.gl/KYqq9q


博客來-作者-郭松棻
search.books.com.tw/.../prod_search.php?key=郭松棻...
博客來搜尋,作者,郭松棻,郭松棻文集:哲學卷,郭松棻文集:保釣卷,驚婚.

郭松棻(1938-2005)評文學多產者「垃圾作品太多,一生成為書的製造機」,「其實不必多產,如今海峽兩地的大病,乃在過分生產」(《印刻文學生活誌》郭松棻專號 ,p.45)2007.12.20.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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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郭松棻、李渝先後離世,骨灰由兒子自紐約送回台灣,今天合葬於北投中和禪寺。兩人定居紐約半世紀,郭松棻生前立志返鄉,李渝遺囑則表示願與丈夫合葬於大樹下。合葬之地中和禪寺四周綠樹環繞,完成兩人心願。

郭松棻小說多描寫異鄉人的孤寂,台灣是他永恆的鄉愁。郭松棻妹妹郭珠美表示,郭松棻第一次中風時,便表示要返回台定居,可惜因身體欠佳未能如願。李渝過世後,兩人兒子郭志群、郭志虹遵循父母遺志,將兩人骨灰合葬、帶回台灣。
今上午,經過簡單肅穆的佛教儀式,大兒子郭志群將父母骨灰罈安置於中和禪寺靈骨塔。





李渝(1944年1月23日-2014年5月5日)
  • 《拾花入夢記:李渝讀紅樓夢》(台北:印刻文學,2011)
  • 很難得的一本讀書、讀畫心得。
我的貢獻是為第10篇 《探春去南方 》補上
《延伸閱讀:請給我們海洋——簡˙奧斯婷的《勸導》 》——不只是李渝提到胡適認為《紅樓夢》是自然主義寫法,更因為她融會貫通中外名著的土地、人物與海洋的精神。
約十年前知道志文版《勸導》的中譯筆者,也精讀《法國中尉的女人》和其作者產業故事。

內容簡介

  大多數小說家寫完第一層,重現表面的聲光動作以後就會停筆,張愛玲可以繼續寫下去,寫進第二或三層,沈從文、福樓拜、契訶夫、普魯斯特等則可入五、六、七等層。曹雪芹的筆氣特長,不慌不忙,慢陳細訴,進入了數不清的好幾層。
  一件生活上的小事滉漾出不止的漣漪,一種心情牽引出另一種心情,一節感受醞生出再一節感受,層層入裡,綿延不絕。這裡《脂批》「寫形不難,寫心維難也」,從第一層漸入許多層,正是從「寫形」到「寫心」的維難過程。──李渝,〈平兒理妝〉
  這或是一個小說作者跨越時空向另一位優秀小說家致敬,並透過書寫進行更深刻觀想、理解、體味的美感旅程。
  作家李渝自六○年代開始小說寫作,《溫州街的故事》、《應答的鄉岸》、《夏日踟躇》、《金絲猿的故事》等幾部作品膾炙人口,與沈從文的抒情風格一脈相承。作家駱以軍有段話說李渝:她在招魂「渡引」人物進入故事隧道時,常不止是沈從文黃昏河面上的悲傷與抒情;且奇異地進入一個無比孤獨,他們內心的瘋魔旅程、疾病的長廊。
  李渝同時又是學有專精的中國藝術史學者,是坐而言更願起而行的認真創作者;她讀紅樓,多幾分信手拈來、跨度上千年對歷史、藝術的反思觀照,更在文字精鍊嫵媚如詩韻圓融流轉、又如戲劇情節舒緩鋪排般的構句中,蘊含一種將紅樓作者曹氏的創作意圖與學養,筆下人物的尊嚴、自由、美的靜謐時刻還原、超越、昇華的浪漫意志。
  小說家李渝或者藝術史學者李渝感興趣的,不僅僅是《紅樓夢》展現各種虛實情況,大小場面,悲喜情境,其所達致的後人難以超越的高峰,書寫規模與深度;也不僅僅在於曹氏如何揉捏詞彙,翻轉句子,使文字發出色彩和聲音,現出紋路和質地,把讀者帶到感官和思維迴鳴,現實和非現實更疊交融的地步。她更關心的,毋寧是小說中人物所身在的,活生生的「人」的處境,展現出怎樣複雜奧麗的風景與社會縮影,又怎樣牽動著彼此的命運?
  於是,李渝眼中的大觀園,竟宛如她筆下的溫州街,禁錮、壓抑,卻又風華絕代;像一幅典麗的山水畫卷緩緩從眼前開展,呈現了通向浩浩耿耿紅樓夢輿的重要通道關竅。
  ◎本書第一部分「說故事的方法」共收四篇作品:或說遍布小說各處豐富豪豔的聲與色;或說曹氏彼時書寫與閱讀的文化、文本底蘊;或說紅樓的「淫」與「邪」,也說「夢」與「血」。
  ◎第二部分「精秀的女兒們」共收八篇作品,或述紅樓群釵的文藝學養;或分述平兒、熙鳳、賈薔、齡官、妙玉等角色最殊堪玩味、破譯的內心與言行機關;或說諸女如何護持寶玉,還報不盡的寶玉又如何展現中國古典小說難得一見的女性氣質。
  ◎第三部分「成長」共收三篇作品,則從更全方位視角關注紅樓的童年和成年兩大主題,如何涵蓋生命本質,更時時互動,為紅樓述事帶來無比勁力,而使之成為中文小說藝術裡最完整的一部作品。
  ◎本書更以全書約五分之二篇幅,介紹清代乾、嘉、道、光至民初以來,對於繪作紅樓故事用力最深的代表性畫家如改琦、費丹旭、孫溫、吳友如等以及流傳甚廣的楊柳青年畫,並選錄多幀精采圖版,既供讀者玩賞紅樓人物的造型姿態,並進一步理解、感受圖繪紅樓的發展歷程與系譜,也極富收藏價值。
作者簡介
李渝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藝術史碩士、博士,現任教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研究系。著有小說集《溫州街的故事》、《應答的鄉岸》、《夏日踟躇》、《賢明時代》,長篇小說《金絲猿的故事》,藝術評論《族群意識與卓越風格》、《行動中的藝術家》,畫家評傳《任伯年─清末的市民畫家》;譯有《現代畫是什麼》、《中國繪畫史》等。
 編輯手札
  這真是一次纏綿的編輯經驗,因為圖片和版面與文字的尋找更改都花費了不少時間,一張圖一張圖一個字一個字的修整,還有顏色和版本等圖樣細節,李渝老師以極精準的文字說明紅樓造景與圖畫龐大複雜的來源流變,也不時說到紅樓人物心坎裡的愛憎情思轉化,並放到現代社會價值觀來看,更添趣味,才讓我看到個個紅樓人物如現代偶像劇明星的風采,有文字有畫面的;還有中國文化文學裡豐富充滿底蘊勝過《追憶似水年華》的時代;也不得不愛上賈寶玉或想要有賈寶玉「愛得很寬」的性格,他是那麼「花心」而「癡情」,並且獨一無二。

目錄

一、說故事的方法
1 顏色和聲音
2 小說家的書房
3不管道德的小說家
4神話和儀式
二、精秀的女兒們
5 不是那輕薄脂粉
6 平兒理妝
7 難為王熙鳳
8 畫薔和放雀
9 荒原上的篝火──妙玉情迷
10 探春去南方 
    延伸閱讀:請給我們海洋——簡˙奧斯婷的《勸導》
11守護著的姊妹們 
12 寶玉的報答──寧作女孩兒
三、成長
13 賈政不作夢
14 夢裡花兒落多少──童年和成長
15 庭園子民
紅樓圖錄
1 乾隆五十六年 「程甲本」《紅樓夢》
2 嘉慶三年 仲振奎填詞《紅樓夢傳奇》
3 嘉慶二十年 吳鎬填詞《紅樓夢散套》
4 道光十二年 王希廉《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
5 光緒五年 改琦《紅樓夢圖詠》
6 道光二十一年 費丹旭《十二金釵圖》
7 汪惕齋《手繪紅樓夢》
8 孫溫《全本紅樓夢》
9 清人,《大觀園圖》
10 《紅樓夢版刻圖錄》
11 吳友如《紅樓金釵》
12 年畫

小說[編輯]

  • 《溫州街的故事》(台北:洪範書店,1991)
  • 《應答的鄉岸》(台北:洪範書店,1999)
  • 《金絲猿的故事》(台北:聯合文學,2000)
  • 《夏日踟躇》(台北:麥田出版,2002)
  • 《賢明時代》(台北:麥田出版,2005)
  • 《九重葛與美少年》(台北:印刻文學,2013)

藝術評論[編輯]

  • 《族群意識與卓越風格:李渝美術評論文集》(台北:雄獅圖書,2001)
  • 《行動中的藝術家:美術文集》(台北:藝術家,2009)

譯著[編輯]

文學評論[編輯]

  • 《拾花入夢記:李渝讀紅樓夢》(台北:印刻文學,2011)

『日本美術年鑑』2014年度(東京 財研究所・企画情報部)

『日本美術年鑑』は、日本国内における美術界の一年間の動向を、基本資料を収集整理してまとめたものです。昭和11年に当研究所美術部の前身である帝国美術院付属美術研究所によって第一冊が刊行されて以来、現在まで59冊が刊行されています。
 『日本美術年鑑』は、各巻とも年史・展覧会・文献目録・物故者の四項目から成っており、年史・展覧会は月日順に、文献目録はテーマ分類ごとに、物故者は五十音順索引と没月日順の記事にそれぞれまとめられています。

2014年度
平成26年版は(2013.1-12)は、下記のような構成をとり、B5版 474 ページとなりました。
2013(平成25)年美術界年史
美術展覧会(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美術文献目録
  定期刊行物所載文献
  美術展覧会図録所載文献(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物故者
2013年度
平成25年版は(2012.1-12)は、下記のような構成をとり、B5版 426 ページとなりました。
2012(平成24)年美術界年史
美術展覧会(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美術文献目録
  定期刊行物所載文献
  美術展覧会図録所載文献(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物故者
2012年度
平成23年版は(2011.1-12)は、下記のような構成をとり、B5版 445 ページとなりました。
2011(平成23)年美術界年史
美術展覧会(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美術文献目録
  定期刊行物所載文献
  美術展覧会図録所載文献(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物故者
2011年度
平成23年版は(2010.1-12)は、下記のような構成をとり、B5版 455 ページとなりました。
2010(平成22)年美術界年史
美術展覧会(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美術文献目録
  定期刊行物所載文献
  美術展覧会図録所載文献(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物故者
2010年度
平成22年版は(2009.1-12)は、下記のような構成をとり、B5版 479 ページとなりました。
2009(平成21)年美術界年史
美術展覧会(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美術文献目録
  定期刊行物所載文献
  美術展覧会図録所載文献(企画展、作家展、団体展)
物故者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とうきょうぶんかざいけんきゅうしょ)は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財機構の下部組織。東京都台東区上野公園に所在する。日本及び東洋の美術伝統芸能文化財保存科学と修復技術について基礎研究を行い、博物館美術館などからの要請に応じて技術指導や調査を行う。また中華人民共和国大韓民国タイ王国ドイツ米国などの文化財研究機関と広く学術交流も展開している。現所長は亀井伸雄(元文化庁文化財鑑査官)。

沿革[編集]

1930年黒田記念館内に設立された帝国美術院付属美術研究所を前身とする。初代所長は正木直彦
1947年国立博物館付属美術研究所となり、1954年東京国立文化財研究所と改称した。
1968年文化庁附属機関となる(1984年からは施設等機関)。
1990年、アジア文化財保存研究室が設置された。同室は1993年国際文化財保存修復協力室となり、1995年には国際文化財保存修復協力センターに発展、2006年に文化遺産国際協力センターに改称した。
2000年、新庁舎が完成し、旧庁舎および黒田記念館から移転、黒田記念館には展示施設が整備された。
2001年4月1日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とともに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財研究所(本部、奈良市)に統合された。
2007年4月1日、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財研究所は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博物館と統合し、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財機構が発足した。

組織[編集]

  • 研究支援推進部
    • 管理室
  • 企画情報部
    • 情報システム研究室
    • 文化財アーカイブズ研究室
    • 広領域研究室
    • 文化形成研究室
    • 近・現代視覚芸術研究室
    • 無形文化遺産部
    • 無形文化財研究室
    • 無形民族文化財研究室
    • 音声・映像記録研究室
  • 保存修復科学センター
    • 保存科学研究室
    • 分析科学研究室
    • 生物科学研究室
    • 修復材料研究室
    • 伝統技術研究室
    • 近代文化遺産研究室
  • 文化遺産国際協力センター

黒田記念館[編集]

1924年に没した洋画家・黒田清輝(1866年~1924年)が遺産の一部を美術の奨励事業に役立てるよう遺言したことから、1928年に黒田記念館が竣工された(設計:岡田信一郎)。1930年には、同館に美術に関する学術的調査研究と研究資料の収集を目的として、現在の東京文化財研究所の前身である帝国美術院付属美術研究所が設置された。
2000年に東京文化財研究所が新庁舎に移ったことに伴い、2階部分を中心に改修を行い、2001年9月に開館。記念館本館と書庫は、建造物として2002年登録有形文化財に登録された[1]
2007年4月の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財機構発足に伴い、黒田記念館は東京国立博物館の管轄となっている。 2012年4月から耐震補強の改修工事を行っていたが、2015年1月にリニューアルオープンされた。

脚注[編集]

  1. ^ 平成14年3月12日文部科学省告示第35号

外部リンク[編集]

2016年11月27日 星期日

張新穎《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有情 : 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 》; 《紐約時報》:沈從文 Shen Congwen訃聞、英文選集IMPERFECT PARADISE 書評 (By Jonathan Spence)

 張新穎《有情 : 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 》上海書局,2012
 本書為作者的隨筆集,講述了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些往事和名家佚事。
 張新穎,1967年生於山東招遠,文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
  主要著作有:《棲居與游牧之地》(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年);《歧路荒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迷失者的行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火焰的心臟》(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2年);《文學的現代記憶》(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默讀的聲音》(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讀書這麼好的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雙重見證》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等。


小引
A卷“我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孤桑好勇獨撐風
  “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我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貓頭鷹、蛇之類
  暗途、河流、墓碣
  …… 
B卷葡萄蘋果死於果子,而活於酒
  尋訪戴望舒遊學法國的事
  抗戰和他們的詩——戴望舒、艾青、穆旦:三代詩人的例子
  魚化石
  山山水水總關情
  葡萄蘋果死於果子,而活於酒
  …… 
C卷“天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書!” 
  沈從文早年的教書生活
  “天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書!”——沈從文的一篇佚文和他的“驕傲” 
  野話
  沈從文與音樂
  沈從文在革命大學
  …… 
D卷懷念
  個人命運和時代悲歌
  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和憂憤
  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瑣記賈植芳先生
  早春日記中的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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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月13日電(唐云云)近日,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將十年研究成果集結成書,推出《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該書不僅僅是對沈從文後半生經歷的描述,更悉心呈現了一代文學巨匠的精神生活,展現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難史。

 在7月13日的新書發佈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鬱與張新穎一起,探討了文學與政治關係、知識分子與時代潮流關係、知識分子獨立性與使命感等方面的內容。張新穎表示,沈從文的獨特“自我”讓他在1949年後無法跟隨時代,從而放棄文學創作;而孫鬱則將其評價為“失敗的英雄”。
  無法跟隨變化的時代走
  1949年之後,沈從文迫於外在壓力選擇“改行”,放棄文學創作而轉為文物研究。這樣的經歷在他長達三百多萬字的書信裏有所呈現,也是張新穎新作的基本素材。孫鬱認為,張新穎用理性、冷靜克制的筆調,不虛誇,不炫耀,對沈從文後半生做了客觀呈現。這可作為研究知識分子的標本,並讓人提出“知識分子為什麼不能跟著時代走”的疑問。
  張新穎對此做了解答。他認為, 20世紀的社會環境變化巨大,知識分子和時代潮流之間的關係具有多樣性。五四之後,多數現代文學家是在現代啟蒙理論下,通過與過去決裂的方式擁有“自我”的,理論本身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動而變化,因而“自我”可以去調試;而沈從文的自我則來自“過去全部生命的積累”,這種不同於他人的獨立性,讓他在經歷社會大轉折時更易遭受痛苦,痛感也更加強烈,會“過不去”,甚至出現自殺等極端行為。
  “但是,沈從文雖然有‘無法跟隨變化的時代走’的一面,卻比時代走得更久。他曾經遠離潮流,而潮流過去之後,沈從文的東西反而能保留下來。雖然他當時的探索並未得到周圍人的理解和支援。” 張新穎補充道。正如張新穎在《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中寫道:“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離去看,你可能會發現,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發生了變化,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
  文物學研究延續文學性質
  孫鬱提出,沈從文的後半生雖然沒有進行文學創作,但他仍處在“美的精神裏面”,將文學審美延續在文物研究、鑒賞裏面。張新穎做了進一步詮釋。他認為,沈從文後半生雖然沒有進行文學創作,但他的書信本身就具有文學價值。例如,在他的書信中曾因一個“文物碗”引發感慨,在他眼裏,制碗人在製造過程中有壓抑的情感在裏面,而使用者卻全然感受不到。
  張新穎表示,沈從文所從事文物學研究工作與以往的文學創作一樣,都是在關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的文物學研究延續了文學性質,有美的精神在裏面,正如汪曾祺將其稱為“抒情考古學”。
  器物與文學互證
  對於沈從文“器物與文學互證”的樸素思想,孫鬱和張新穎都進行了重點強調。孫鬱表示,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不喜歡採用宏大敘事的方式,而是從邊緣角落裏發現歷史。他在器物研究上傾注心血,也是在注重普通人日常生活獨特性的體現。孫鬱和張新穎都提到,沈從文的這一做法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文獻與地下考古相佐證)相類似,他還進一步將無文字器物納入研究範圍。因為在他眼中,真正的歷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也器物也正是凝聚著普通人日常生活喜怒哀樂的器物。
  汪曾祺:隨遇而安,自得其樂
  汪曾祺一直對沈從文尊崇備至,晚年作品多與沈從文相關,師徒之間的深厚情誼可以稱得上文學史的一段佳話。張新穎的新書中對汪曾祺有專門的研究,而孫鬱也曾在作品中對汪曾祺有過精準的分析。孫鬱認為,汪曾祺對於一般讀書人所追求的東西並不做追求,他安於“小”,不去進行宏大敘事;而且他能夠隨遇而安,在艱難的生活中去發現美的存在。他能夠在文革時參與修改加工樣板戲《沙家》,在革命文學中插入具有自己特點的“楔子”,又能在文革之後創作出《受戒》、《大淖記事》等風格獨特的作品,表面上他好像跟隨時代潮流而動,其實他保留著自身想法,文學作品特點並沒有被時代抹掉,有一種自得其樂、自吟自唱的生命狀態。
  張新穎認為,汪曾祺是當代文學重要作家,他自上世紀40年代已開始發表作品,因而將現代文學傳統帶到當代,起到了“橋梁作用”。他延續了沈從文的精神,延續了現代文學別樣的傳統。這與魯迅文學作品所帶有的革命傳統不同,也與新月派僅從理論上追求美的精神不同,將美的精神進行了實踐,展現了沒有被漢文明和主流意識形態同化的淳樸民風,把創作對象從宏大敘事變為個人經驗。
  張新穎還談到了做學問並非是一種消耗。“如果學問做得足夠好,就會滋養人的生命和精神,” 張新穎表示。1975年以後的一段時間,沈從文在體力和精神上特別充沛,常常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輕快。沈從文對此自己分析道,人千萬年發展下來,把聰明才智多用在對付人的得失競爭上,紛爭不已,顧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覺、視覺、聽覺,甚至於綜合分析能力,都壓抑下去了。可以設法恢復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極大的潛力可以發掘。“他從人類的進化 / 退化來反思,從個人的退出——從人事紛爭的發展習慣上退出——來實踐,以‘忘我’來恢復‘潛伏能力’,聽起來似乎無比迂闊,事實上在他個人卻是生命更上一層的親證和體驗,” 張新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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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2014年07月28日
去年在紐約的時候我見過一次漢學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他是《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的作者。1977年金介甫以《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來經過幾次擴充,成為公認最為詳盡的沈從文傳記。
金介甫在紐約皇后區一個小大學裡教書,辦公室大概只有四五個平方,開着極小的小窗,我在排山倒海的資料中勉強坐了下來。他六十幾歲,禿頂,離婚,獨自住在新澤西州,每次往返學校需要七個小時,需要開車轉火車轉地鐵再轉公交車。聊到最後,我忍不住拋棄禮貌,去關心他的生活,問他那本《沈從文傳》1999年引進中文版時到底拿了多少版稅,金介甫茫然地說:「沒有版稅啊,就是出版社請我吃了兩頓飯。」然後我又問1987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在美國賣了多少本,他高興起來:「五百本!這是漢學界的暢銷書!」坐車回家的時候我想,這個人真適合為沈從文寫傳。
沈從文是中國1920-1930年代富於盛名的小說家,1988年他去世時《紐約時報》訃告稱他為「中國文學與獨立思想的桂冠式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小說《邊城》與《長河》,以及一系列其他形態豐富的短篇小說;1949年政權更迭後,他轉入文物研究,創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至去世再未有小說公開發表。 沈從文一生與時局交纏,他身上凝聚着個體與國家之間的衝突感。.......


《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2014年6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2014年6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4年7月,由復旦大學文學系教授張新穎撰寫的 《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出版,更聚焦於沈從文與政治交纏放棄小說書寫後的歲月。這部新傳既提供了一些很少被人提及的資料,如作者本人在書中所說,他要寫的是「動蕩年代裡他個人漫長的內心生活」。
張新穎從1948年起筆,中國大變在前,老朋友們大都興奮樂觀,只有沈從文,在教育家楊振聲的霽清軒中消夏時,還寫了篇《中國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往毀滅而已……即結束,我們為下一代準備的,卻恐將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權』!」到了1949年,沈從文已被郭沫若劃定為「粉紅色作家」,他精神失常,自殺未遂,又給遠在香港的表侄、畫家黃永玉寫信:「北京傅作義都已成瓮中之鱉。長安街大樹均已鋸去以利飛機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據過往恩怨,我準備含笑上絞架……」黃永玉只覺從文表叔誇張而幼稚。沒多久,解放軍真的進城,沈從文忙不迭誇他們「威嚴而和氣」,勸黃永玉趕緊回來,「參加這一人類歷史未有過之值得為之獻身工作」。這種矛盾幾乎貫穿沈從文的後半生,他在時局的長河中順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覺,卻又不斷否定自己的直覺,他拿不準,所以獨自一人坐在船上,更覺彷徨孤獨。
沈從文是發自內心想改造自我。《沈從文的後半生》里寫到1949年9月,沈從文給妻子張兆和寫信,說自己在把「一隻大而且舊的船作調頭努力,扭過來了」,後來他寫詩,又說自己「已得到一個完全新生」。但一個人無法全情投入自己本就懷疑的狂熱,所以在毛澤東登上城樓那天,沈從文完成長詩《黃昏和午夜》:「城樓上大鐘大鼓灰塵蒙蒙/沉沒喑啞相對 已半個世紀./帝國封建的種種,早成傳說故事,/慢慢在時間下退盡顏色,/惟剩餘點滴片段,保留在老人記憶中,/當作生命遲暮的慰藉。」與之對比的是,詩人何其芳在幾乎完全相同的時間段里,寫了《我們最偉大的節日》:「是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 是經過了如此長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歡樂的誕生, 就不能不象暴風雨一樣打擊着敵人, 象雷一樣發出震動世界的聲音......」沈從文沒法和自己的情感世界做這樣徹底的告別,他的確努力把船調頭,但是撞上暗礁,他失敗了,所以在如火如荼的1949年之後,他停止了文學創作,埋進出土文物的汪洋大海,只有這個世界讓他感覺安全。根據 2003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沈從文晚年口述》的記錄,沈從文反反覆復強調自己沒有資格談文學,「我的寫作應該說是失敗了」,因為自己「沒有生活」,在那個時刻,可怕的不是整個世界都不知道他的價值,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以為自己早就過時。
妻子熱烈地獻身於新中國建設,連讀初中的兒子都疑惑他為什麼「老不進步」,覺得他「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麼意思」,家人愛他,卻不理解他,沈從文只好從肖邦和貝多芬中尋找慰藉。他深夜寫作,第二天又完全扔掉,既因恐懼,也因自卑,他當然不再是過去那個鄉下人,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卻覺得自己會超過契訶夫,但他也沒有成為另外一個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抗拒,微弱掙扎。
《沈從文的後半生》中有他在位於北京郊外的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時的一段話:「天已接近黃昏,天雲如焚如燒,十分美觀。我如同浮在這種笑語呼聲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軍營中光景。生命封鎖在軀殼裡,一切隔離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燒,慢慢熄滅。擱下筆來快有兩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義。國家新生,個人如此萎悴,很離奇。」他搞不明白這個世界,也搞不明白自己。1952年沈從文去四川內江參加土改,在信里兒子描述當時批鬥地主的情形:「實在是歷史奇觀。人人都若有一種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畢,各自散去時,也大都沉默無聲,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長長的行列,逐漸消失到丘陵竹樹間。」沈從文自己其實也是如此,被不可解的力量支配着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與當時的大部分人尚處於政治昏睡狀態不同的是,他捕捉到了這一點。多年前沈從文就在《從文自傳》里寫過,自己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他的文字準確描述了政治風暴之中眾人的茫然麻木,卻全無判斷,因他本就糊塗,不知如何判斷,現在看起來,他的這些零碎文字成為了那個時代的腳註,不重要,但有總是比沒有更好。
我不喜歡總是試圖從一個人身上總結時代,因為任何時代里都有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在我看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並沒有第二個和沈從文一樣有着劇烈自我衝突的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中晚期,他寫了一些讚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新政權真心讓他興奮,但好友丁西林和張奚若請他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時,沈從文還是說自己「沒興趣」。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鼓勵沈從文重新寫作,1961年他在井岡山住了三個月,雄心勃勃要寫一篇關於共產黨員的長篇小說,但是什麼都寫不出來,灰溜溜下了山。「人民」這個詞語被作家們高度偶像化,讓向來書寫「個人」的沈從文無所適從,1949年後他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老同志》,寫一個勞動模範炊事員,沈從文改了七稿,最後的結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同志一樣的勞動人民,在無私無我地為建設國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名,這可能是當時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當被限定為必須為「人民」寫作的時候,沈從文喪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賦,後來他也感慨過,自己並不知道需要他寫作的「人民」到底在哪裡。
而在個體和國家的關係中,更實實在在是「國家」虐他千百遍,他還待「國家」如初戀。1956年沈從文寫給大哥的信里說:「寫小說算是全失敗了,不容許妄想再抬頭。近來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錯,還不知到換什麼工作會對國家有用一些。」他無比積極熱心要為國家做點貢獻,但在那一年的局勢之下,他的「貢獻」卻是忙着給《紅樓夢》寫了幾百條注釋,傾心於研究諸如妙玉的茶具之類可能「國家」和「人民」都會覺得可笑的問題。《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記錄,當時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說他「終日玩花花朵朵,只是個人愛好,一天不知道幹些什麼事」,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待了二十幾年,最後要調入社科院,館長的意思是要走就走,無人留他,他的單位就像國家的縮小版,其實並不需要他。但沈從文的特別之處在於,在總是遭遇這些屈辱的下半生里,他並沒有活得屈辱,他在花花朵朵罈罈罐罐里獲得了另外的自由和榮譽,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有一點任何時代與國家都奪不走的光,沈從文抓住了它,這支撐着他活了下來,活到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八十年代。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曾經公開說過,1987年沈從文進入了諾獎評選的最後名單,但那一年得獎的人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做了一個名為《美學高於倫理》的受獎演說詞:「個人的美學經驗愈豐富,他的趣味愈堅定,他的道德選擇就愈準確,他就愈自由——儘管他有可能愈不幸。」沈從文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這也如同他的人生。早在1930年代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號時,沈從文就為這條口號加上附款:「也要代替政治」。在1949年前夕,革命吸引不了他,他喜歡的那些詞語,是美感、博愛、道德、自由與和平。因為美應該凌駕一切,沈從文和布羅茨基一樣,並不願意展示自己的苦難,在布羅茨基流亡美國後,他從來不願意提及蘇聯以社會寄生蟲的罪名對他進行指控,判處他去俄羅斯北方勞改的經歷,他還在課堂上建議自己的學生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賦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沈從文並不這樣清晰地論證道理,但他總有一種直覺,在1980年訪美的三個半月里,他做了23場講座,明知聽眾更希望聽到他個人的經歷,那些關於苦難的證詞,但他的講座依然一半關於文學,一半關於文物,通通關於美。這才是沈從文的靈魂所在,和它們比起來,苦難並非那樣重要。
1957年5月1日,沈從文在上海,他畫了一幅速寫「六點鐘所見」,畫旁寫着「艒艒船還在作夢,在大海中飄動。原來是紅旗的海,歌聲的海,鑼鼓的海。(總而言之不醒。)」在眾生昏迷於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時,沈從文選擇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他總而言之不醒,這就是沈從文的後半生。
李靜睿是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小城故事》和隨筆集《願你的道路漫長》等。

Shen Congwen, 85, a Champion Of Freedom for Writers in China


BEIJING, May 12— Shen Congwen, a novelist, short-story writer, lyricist and passionate champion of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died Tuesday in Beijing, his relatives reported. He was 85 years old.
Although almost entirely unknown to Western readers, Mr. Shen's oeuvre, much of it embued with the folklore and customs of his native western Hunan, has been compared to that of William Faulkner.
One of the first films from China to be released commer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Girl From Hunan,'' which opened in New York in March, was based on ''Xiao Xiao,'' a novel by Mr. Shen.
Denounced by th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alike, Mr. Shen saw his writings banned in Taiwan, while mainland publishing houses burned his books and destroyed printing plates for his novels. Ranked With Chekhov
So successful was the effort to erase Mr. Shen's name from the modern literary record that few younger Chinese today recognize his name, much less the breadth of his work. Only since 1978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issued selections of his writings, although in editions of only a few thousand copies.
''Shen's masterpieces rank with Chekhov's,'' wrote Jeffrey C. Kinkley, a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at St. John's University in New York and the leading American authority on Mr. Shen. ''Shen Congwen looms lar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t because he wrote an unusually monumental work but, on the contrary, because his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were so diverse and pervasive.''
He was born Shen Yuehuan on Dec. 28, 1902, near the town of Fenghuang, in the western mountains of Hunan Province. His father was a failed military officer and writer who mismanaged and lost his family wealth. Influenced by China in 1920's
In his teens, Mr. Shen tried his hand at soldiering although the corrupt character of the military eventually repelled him and he gravitated toward an idealized notion of the literary life, adopting the name Congwen, meaning dedicated to culture.
Mr. Shen was influenced by the ferment in China's literary world in the early 1920's. He wrote exuberant if undisciplined poetry exploring nature, and one-act farces skewering modern social conventions.
He developed a preoccupation with sexual themes during these early years, a focus often criticized by Communist writers decades later. First Major Work in 1932
As he developed as a writer, his work concentrated increasingly on the mores of the people in western Hunan. ''Ultimately,'' Mr. Kinkley wrote, ''he conveyed a sense of his country folk as a moral community sitting in judgment of modern China.''
In 1932, he published ''Fengzi,'' his first major work, a psychological novel. ''Long River,'' thought by many literary critics to be his finest novel, appeared in 1943 and, according to Mr. Kinkley, ''presents Shen's most vivid, observant and extended scenes of country life.''
It was then, however, that his political problems began. A Communist intellectual described Mr. Shen as a reactionary. Mr. Shen agreed to take political classes, a process that led to his being forced to write a confession exposing his alleged failures. Into a Life of Study
His publisher announced in 1953 that his books were being burned and the printing plates destroyed. Mr. Shen retreated into a life of study and some writing, much of it devoted to antiquities and design. He published a respected study on bronze mirro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at swirled around intellectuals from the late 1950's until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76, Mr. Shen cleaned toilets, attended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courses and tried, unsuccessfully, he said, to write fiction.
In 1978, he was freed to write what he wished, but by this time his age prevented an aggressive return to writing. He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briefly in 1980 and returned to China to live in a spacious apartment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in belated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20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I have a rule,'' Mr. Shen declared in 1980. ''Once people are promoted to high office, I no longer seek to have so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m.'' He remained true to his rule, living quietly and attended by his son and wife until his death. In China, his passing was un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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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t on Loss



IMPERFECT PARADISE By Shen Congwen. Edited by Jeffrey Kinkley. Translated by Jeffrey Kinkley, Peter Li, William MacDonald, Caroline Mason and David Pollard. 537 pp.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2.
THIS has been a hard century for China's writers. Dynastic collapse, civil war, Japanese invasion and the insistent pressures of dictatorial one-party governments have formed their political contexts. Their own once-hallowed language, with its rich traditions and endless subtleties, has been subject to constant assault and reconfiguration in the name of accessibility and modernity. Groping for order in the chaos, they have had to adjust their styles to the cadences of ordinary speech,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absorb a bewildering mass of new foreign influences and concepts. As the century nears its end, only a handful among them can be clearly seen to have had a creative center so strong that they could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forging a unified and enduring body of truly rich and original work. Among them is Shen Congwen.
Shen was born in the western part of Hunan province in 1902, to a family with military traditions going back several generations. The region in which he grew up was an area of wild rivers, hills and forests, a place where little influence from the newly emerging east coast urban centers had yet penetrated. After a brief stint in a local military academy, Shen was assigned at the age of 15 to a regiment stationed in a Hunan country town; there he performed mainly clerical work.
The regiment's supposed task was to keep the peace and cleanse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bandits, but military action was sporadic, and Shen had ample time to observe the minutiae of garrison life, as well as the soldiers' responses to the civilians among whom they were stationed. He also noted carefully the rhythms of life of the Tujia and Miao tribal peoples who farmed, fished and hunted in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And he read voraciously: not only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works but foreig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By 1922, after some years of wandering, he settled in Beijing, determined to be a writer. By 1935 he had already completed 35 volumes of work: short stories, essays, vignettes, novels and transcriptions of Miao songs and rural tales.
Shen is unusual among major 20th-century Chinese writers in his refusal to be political. If politics impinge at all on his work, it is only to set the scene, and the details are always left hazy. What absorbs him, as can be seen so well in this new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is human dignity and genuine emotion -- the ways that men and women are capable of responding to each other, and the ways that those responses relate to their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This is not a naive rustic utopianism, as the book's editor, Jeffrey Kinkley (the leading expert in the West on the work of Shen Congwen and the translator of a number of the entries in this volume), makes clear in his choice of a title, "Imperfect Paradise." Shen's bygone world of western Hunan does look like paradise, and both the tribal peoples and the Han Chinese who live there are often of startling strength and physical beauty, and unsullied by the corruption that seeps across China from the eastern cities. But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remote countryside are also capable of extraordinary violence and cruelty, and their stoicism can be so blinkered that at times it become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tupidity, causing irreparable damag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ose they most dearly love.
Shen Congwen is an expert on loss. This can be seen in many of his finest stories. "The Husband," for example, is a powerful and absorbing account of a married woman from the country who helps support her family by working in a brothel boat moored on a riverbank outside a market town. Here the loss is apparent in the face and gestures -- even in the cramped and uneasy sleep -- of the woman's husband as he comes on a rare visit to see her, and finds that he too must wait his turn. In "Guisheng," another simple countryman is partly done out of his chance for a lifetime's happiness by the superior wealth of the local elite family, but it is mainly his own gullibility and stubbornness that cause his ruin. "Sansan" features one of the most lyrically etched adolescent girls in Shen's fiction, a heroine who endures a double loss -- of her work in a mill, with its tranquil pond, and of the imagined love of an ailing man from the city. In "The Vegetable Garden," a widowed mother who has created her own ordered world through hard work and skill sees her only son snatched away by an incomprehensible act of official violenc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hen is a man who loves women, and he describes them in many ages, moods and modes. Their worlds of strength and dignity are most effectively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the men around them in the group of stories that draw on Shen's army and garrison-town experience. Especially in "Staff Adviser," written in 1935, he shows absolute mastery in contrasting the fleshly greed of the title character (as he gleefully gobbles down his noontime meal of stewed bull penis, cabbage soup and Scotch whisky) with the largely unseen world of the man's pregnant wife and child. This story, along with "My Education," written in 1929, gives perhaps the best descriptions extant of garrison and warlord life in China. In "The Company Commander," written in 1927 at the beginning of Shen's greatest creative decade and translated here with the skill and sensitivity shown throughout the collection, the military world is drawn together into the world of loss -- "passive, helpless, possessive" -- with an extraordinary economy and freshness.
At one point in the story, yielding to the entreaties of his mistress, an officer reluctantly remains with her through a snow-filled evening rather than return to camp:
"Deprived of drink, the company commander regarded the outline of the woman, now turned away from him, by the light of the faint blue flames of the brazier beside him; he still uttered no word. Then out of boredom he swept together the husks of the peanuts and chestnuts on his lap, on the table and from beside the brazier and strewed them on top of the burning charcoal. First they smoked and crackled, then burst all together into roaring flames. In this blaze the company commander could see that the woman's face was streaked with tears. Nodding his head, close shaven in army style, he said husk ily he would obey her order and not go back to the barracks."
As any fine writer must, Shen experimented by describing situations and moods that were outside his ordinary realm. It is to Mr. Kinkley's credit that he includes stories that are not always successful but show Shen's varied attempts to move beyond the depictions of rural, tribal and army life for which he was best known. These include "Quiet," which tracks the thoughts of a teen-age girl, a refugee in the countryside, as she looks after her little nephew and waits for her father to come back to her; "The Housewife" and "Gazing at Rainbows," which depict the anomie of an uneasy marriage and the varied worlds of erotic stimulation within a relationship; and several stories that in different ways illuminate or parody the mental and sensual worlds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whose ranks Shen himself eventually joined as a teacher of literature.
IN the 1935 story "Big Ruan and Little Ruan," Shen is overtly satirical as he sketches the school days and subsequent careers of two young men in republican China. Each joins one of the two groups into which the schoolboys have divided themselves, the Gentleman's Society and the Cudgel Club; these titles and the values they express stay with the young men as one becomes an amoral bounder, the other an amoral political activist. This is one of the few Shen Congwen stories that deal with political issues, and Little Ruan is perhaps one of the least sympathetic radicals in the 20th-century literature of any country. Cadging money from his landlord father so he can pay the rent on his garret, planning to "strike down this, abolish that," Little Ruan "ridiculed conservatism and sneered at compromise, so the life style from his days at school and in Shanghai continued developing in the new environment." But when Big Ruan hears indirectly that Little Ruan has starved to death in prison after a hunger strike, Shen joins with Big Ruan in an uncharacteristic reflection:
"He was very happy, and that was enough. In these strange times, many people looking for happiness fall down in silence and are gone forever. Others, among the living, tend to think that they live happily and that raising a family and being successful in everything makes them the backbone of society -- indispensable to it. Especially those like Big Ruan."
Shen wrote little fiction after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1937, and though he stayed on in China under the Communists, he ceased fiction writing altogether. After enduring many "struggle sessions" on the ground that he was a "pro-bourgeois" writer, as well as a period of "thought reform" and an attempt at suicide, Shen found a kind of release by working in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Before his death in 1988, he wrote a distinguished history of Chinese textile design through the ages and a careful study of archaic bronze mirrors. These scholarly works have their virtues, but it is for the mirror that he held up to his own youthful world that Shen Congwen will be remembered.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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