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受到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的啟發。為什麼有些人的天才足以駁斥他們當時的傳統智慧，改革了我們思考的方式？哥白尼、牛頓、達爾文，不過是這群最大膽的夢想家中的三個例子，他們徹底改變了我們對這世界的了解。不論觀念多麼激進，也不論反對的勢力多麼強大，總有人很快就領悟到改革的重要性，挺身為它辯護。
《天生反骨》一書由四個部分組成，每一部分都為我們的基本論證添加一個新的層次。第一部分提出一個核心議題：為什麼有的科學家能立刻接納激進觀念，有的科學家則否？達爾文轉而相信演化論的故事，說明了革命觀念的一個經常出現的特徵。包括科學家在內的大多數人，都反對激進的改革。說服達爾又相信演化論的同樣一批證據，卻不能使跟他私交甚篤的同行放棄創造論。達爾文之所以成為激進的革命家，決定因素不在證據充分與否。我研究西方歷史上六千多個人的傳記獲得的心得，可用達爾文的人生閱歷做為範例。有些人，生來就是會造反的。
我的論證的關鍵在於一項不尋常的發現。一塊兒長大的手足間的人格差異之大，跟來自不同家庭沒什麼不同。人格心理學的研究已確認這一發現，從中又浮現一個疑問：為什麼每個小孩的家庭生活經驗會那麼不同？手足差異的形成是因為家庭內部偶發的影響與經驗，或這些影響跟分割家庭環境的變數有系統化的關係？性別當然應列入考慮，但它是唯一的影響嗎？甚至是最重要的嗎？
排行又如何呢？它對每個手足都是不一樣的。雖然所有研究排行的文獻都大力強調這一變數的重要性，這方面的發現卻因經常自相矛盾而不受重視。不過事實上，這些矛盾大多是因為方法出了問題。更有甚者，缺乏適當的理論架構之下，卷秩浩繁的排行文獻導不出有意義的結論。給予排行文獻恰當的新闡釋，就能找到出人意表的邏輯，使我們向解答手足為何差異如此之大的問題，跨出重要的第一步。
演化理論和廿世紀末方興未艾的演化心理學，提供了解家庭生活有用的綱領，手足為何那麼不同的問題亦可獲得解答。手足差異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就是角逐家庭資源。因爭奪資源（尤以父母的疼愛為主）而造成敵對。本質上，任何一再出現的衝突，都會增加有助於獲勝的適應性調整。兄弟姊妹為了爭取競爭的優勢，會使用體格、力量等體能上的優勢。這些方面的差異主導手足相互競爭時的策略。排行是決定體能差異和家中地位的關鍵。隨著頭生子女把他們的策略發揮到淋漓盡致，後生子女也會發展出因應的策略。結果就是在家庭裡演出一場演化的武器競賽。甚至《聖經》裡對手足競爭的重視，也與演化理論聲氣相通：《聖經》的第一樁謀殺案—（創世紀）裡哥哥該隱殺了弟弟亞伯—就是兄弟相殺。
頭生子女較認同權力與權威是很自然的。他們先出生到家庭裡，可以使用佔上風的體型與力量，保衛自己獨特的地位。相對於弟妹，頭生子女比較武斷、愛操縱、野心勃勃、深怕失去既有的地位、防禦心強。弟妹在家中備受壓抑，於是傾向於質疑現狀，有時甚至發展出所謂的「革命性人格」。後生子女打著革命的旗號，一再向當時認為經過時間考驗的假設挑戰。從他們之中產生了歷史上的大探險家、偶像破壞者、異端份子。
排行的影響跟性別一樣，有顯著而戲劇化的影響，在歷史上的痕跡斑斑可考。自有文字記錄以來，排行往往決定誰能活、誰該死，誰握有政治權力、誰沒有，誰能成功找到配偶、生養後代。過去無數世紀中，父母經常對頭生子女做較大投資，以確保至少有一名子女可以傳宗接代。歷史上，頭生子女往往有較多子 一女。早在長子繼承制度出現前，資源匱乏就不斷限制家庭的規模，導致排行在後的子女不斷面臨殺嬰、被父母忽視的威脅。後生子女為了活過童年期，把基因傳到後代，不得不跟兄姐從事永遠的鬥爭。
行為的演化跟個體如何學習各種行為，是不同的問題。孩子生成頭生子女或後生子女，並未因而遺傳特殊的基因，他們只得到可用於角逐父母投資的基因。家庭環境決定這些競爭的傾向該如何表達。以人格而言，每名頭生子女都有可能成為後生子女，反之亦然。排行造成的心理影響充分證明了家庭環境的重要性。
本書第二部分探討除排行以外，多種不同的影響力。手足會變得不一樣，理由與物種經過長時間而發生改變是一樣的：資源稀少時，趨異可使競爭縮至最小。舉個例子，子女若避免直接競爭，討好雙親中受拖累較少的那位，就能得到更多的照顧與關注。手足差異的故事，其實就是家庭結構和搭配的利基劃分的故事。它也關係到父母的投資和其中可察覺的偏見。父母雖力持公正，但還是不免對某一、兩名子女偏心。世上沒有一種委屈及得上在自己的家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種感覺若不加以彌補，就曾破壞對權威的尊敬，打下革命性人格的基礎。
性別、氣質、親子衝突、喪親等特殊因素，更提昇我們預測革命性人格的能力。手足策略以得到最多父母投資為目標，而這些變數都是打造策略的材料。即使獨生子女也要運用手足策略。這種說法乍看矛盾，事實卻是對未出生的弟妹設防有其必要，後者從演化角度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就跟可能孕育他們的卵子和 精子一樣真實存在。
手足策略典型的會產生突生的性質。排行、性別、氣質互相作用，形成人格特徵的加成效應，絕非把這些影響力簡單的排比在一起就可預測。手足策略的理論有助於強調突生的人格特質，並釐清它們與家庭結構、家庭互動的關係。
第三部分討論社會影響（尤其是社會立場與社會階級）的角色。在相當程度上，社會影響也涵蓋家庭之間的差異。雖然這種差異對人格的直接影響不大，但它們確實能塑造一個人的社會立場和價值觀，對行為模式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了解人格與社會立場的關係並不像一般以為的那麼密切後，很多生活史上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一個「順從性高」的人，可能擁護地從父母或其他權威人物學到的自由主義。社會立場有時不僅反映子女的手足差異，也反映父母這一輩的手足差異。配偶的社會立場也有高度相關性。代代相傳，手足之間世界觀的差異，可能因志趣上門當戶對的婚配，更形擴大。不同家庭的世界觀，基本上也無非是一種經過偽裝的手足差異。解釋激進思考時，需要知道的大抵就是手足差異。
第三部分大部分都在討論一般歷史。不用科學標準，歷史學家的預感正確與否就很難區分。截至目前為止，歷史學家用的方法很適合製造假設，卻不適合測試假設。為了本書的研究，我從數萬種傳記中，選取五十多萬條傳記資料輸入電腦。我利用電腦科技和假設測試，整合與分析這批龐大的資料。大多數人把科學當作跟物理或化學一樣的科目。科學其實不是科目，而是方法。大部分的歷史都可以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原作者註：歷史假設可以免除測試這一關，一個主要原因是從來沒有人死於劣質歷史。醫學上，新藥未經測試，提前用在病人身上，就構成業務過失。不過不需要斷送一條人命就可知道，在測試假設時，客觀程序優於陳述式的評估）。
社會生活中叛逆行為的主要來源，跟科學中是否相同？做為表現手足差異的競技場，政壇又添加了大量暴力而更形複雜。左翼的恐怖主義與平等主義，是南轅北轍的政治取向。歷史上，這類運動顯示手足間不同的對應人格。
為說明政治生活中家庭互動的角色，我深入探討宗教改革和法國人革命。這兩種激進的社會革命，既檢驗我的論點，也提供進一步的闡釋。預測這兩次激進事件中，特定人物對社會改變的態度，最好的指標就是手足差異。法國人革命是該隱與亞伯的故事的放大。它說明了為什麼家庭背景相同的兄弟，政治觀點會如此不同。
夫妻間的衝突規則與手足衝突類似。配偶成長期間大多也有兄弟姊妹，所以在建立自己的家庭利基時，也學會了適應的策略。社會革命彰顯了這些手足差異。宗教改革時代，不是每個人都有跟相同排行的人成婚的好運氣。於是這時代的夫妻往往因宗教或政治歧見反目。亨利八世不是唯一權威受到心懷不滿的妻子考驗的丈夫。若干認同新教的異端邪說的王室婦女，遭丈夫囚禁，命喪劊子手刀下的也大有人在。排行是預測這類型婚姻衝突的絕佳指標，亨利八世和他的六名妻子果然不出所料。
本書第四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綜合了我研究叛逆傾向的心得。這麼做必須克服歷史偶發的本質。歷史獨一無二的特質就是發生的狀況千變萬化。人類行為可以預測，但首先必須對背景有完整的了解。我們必須賦予歷史背景跟來自個人生活史的影響相當的份量，才能找出一再。歷史學家強調歷史背景的重要性固然不錯，但他們卻沒有以科學方法探討這問題。由於個人氣質與行為背景的互動實在太多、太雜，這一問題太過複雜，不能以敘述的方式解決。
改革可以用獨立的標準分析和分類。改革一旦經適當的分類，在吸引的支持者的類型上，就展現出全盤適用的一致性。在科學上，頭生子女同情保守改革，而後生子女人多反對。生物學的「活力論」(Vitalism)一再提供頭生子女此一傾向的佐證。相對於保守的改革，激進革命典型的會跟廣被接納的社會信念（尤其是普及的宗教教條）發生衝突。哥白尼原理和演化論都是激進革命，由後生子女領導，遭到頭生子女全力反對。
因為每個人對不同類型的革命都有不同的反應，以致沒有一種歷史改變足以解釋，為什麼某個人會在歷史上扮演領袖角色。必須研究很多歷史事件，把這些事件根據各自最強烈的特質分門別類。只要歷史事件分類妥當，往往就能看出人類行為上前後一致之處。
本書一開始，我的目標是說明人類行為的一個方面—造反的傾向。我的發現完全出乎意料。藉特定行為來解決家庭生活的困境，使人特別能適應改變。接納或反對現狀是每個人都不時要面對的基本決定。我們最先學會在家庭裡做這種決定。家庭鍛造個人擁護或抗拒革命的傾向，也是歷史改變最重要的推動器。造反的理由以我一開始全然沒有料到的方式，存在每個家庭之中。這是每個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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