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5日 星期六

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我最喜歡的一本胡學書 以後會陸續充實此網頁



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台北:聯經 1998

論學談詩二十年  

副标题: 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札
作者: 胡適紀念館編
出版社: 聯經
出版年: 1998.03.01

 1940年代,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在哈佛結識了一批後輩學友,包括周一良、楊聯陞等人,極受胡適器重,準備延攬他們回北大任教。其中楊聯陞更是相知與日彌深而且終身不渝的一位。
  1949年胡適重返美國時,楊聯陞在西方漢學界已如旭日初升。胡適對他治學的精博,極為推重,故每有述作必與往復討論,這一點在他們的通信中表現得很清楚。胡適在「遺囑」中指定楊聯陞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可見他對楊聯陞的信任。
  本書收錄胡楊往來書札205通,時間從1943年起,止於1962年2月胡適逝世前夕。論學談詩二十年,寓雋永於平淡之中,印證兩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已經達到了相悅以解、莫逆於心的至高境界。這些書信,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新資料。

書名:論學談詩二十年

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1976 年初我還在哈佛大學和楊蓮生師共同講授中國史。在我生日那一天,蓮生師忽然笑吟吟地持一包東西相贈,說是特別為我準備的生日禮。從禮包的外形 看,我猜想是一本書,打開一看,原來是胡適之先生給蓮生師五十多封信的複印本,共173頁。我當時不僅驚喜出於意外,而且十分感動。因為我知道這都是他在 哈佛燕京社的複印機上一頁一頁地親手印製的。蓮生師並且告訴我:他一共複印了兩份,一份贈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一份贈我。我生平所收到的生日禮,以這一 件最為別致,也最不能忘懷。
  

在他親手裝訂好的信冊扉頁上,蓮生師還有下面的題辭:
    


何必家園柳  
灼然獅子兒
  
英時賢弟存念
          
聯陞持贈
          
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一日
          
即丙辰元月廿二日時
          
英時不惑已六年矣
    
  

他在另一頁的上端又題曰:「胡適之給楊聯陞的信,一九四三至一九五八」。這就是說,冊中包括了這十六年中胡先生給他的信。這當然不是全豹,但大致可以說:這些信最能表示胡、楊兩公之間的私人交誼,因此許多專門論學的長信都沒有收入此冊。
  

這些信都是適之先生在旅美時期寫的,1943和1944兩年屬於前期,即在他卸任駐美大使,移居紐約的時期;1949至1958屬於後期,即他在大陸政局遽變後流寓紐約的十年。1958年他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便沒有太多的空閒和蓮生師通信了。
   

由 於蓮生師這一番贈信的因緣,今天我特別高興能看到《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札》的問世。本書所收雙方往來書札已十分完備,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為珍貴 的新資料。陶英惠先生收集之功和劉國瑞先生的大力支持,是我們必須深深感謝的。陶、劉兩先生囑我為此書寫一篇序,我自然義不容辭。
   

在 這篇序文中,我想敘述一下胡、楊(以下皆省去敬稱)交遊的經過,以為讀者提供一點背景的知識。他們相見始於何時今已不可考,但彼此熟識起來,奠定了終 身的師友情誼大概是在1943年。這一年二月,胡適到哈佛大學參加遠東文明學系的「訪問委員會」(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先後住了五天,2月14日的晚上曾在趙元任家中和一些中國學生長談(見《胡適的日記》,台北,遠流影印手稿本,第15 冊,1943年2月11日至15日)。楊聯陞是趙元任最欣賞的一個學生,想必是其中之一。所以本年十月初胡適再到哈佛為美國陸軍訓練班(當時的正式名稱是 “The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作六次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講演時, 他似乎已和楊很熟了。《日記》本年10月10日條寫道:
    

與張其昀(曉峰)、金岳霖、楊聯陞同吃午飯, 飯後同到Dunster House(曉峰寓)大談。    


10月14日的《日記》又記:
    

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飯。同坐的楊聯陞、吳保安、任華,都是此間最深於中國文字歷史的人。周夫人也是有學問的。……在紐約作考證文字,無人可與討論,故我每寫一文,就寄與王重民兄,請他先看。此間人頗多,少年人之中頗多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   
 


這裡已可看出胡對於周、楊諸人的賞識,但語氣中也露出剛剛發現一批文史界後起之秀的喜悅。
  

但是胡和這批青年學人的交情發展得很快,到了第二年(1944),胡已打定主意要延攬周一良和楊聯陞到北京大學去任教了。1944年6月29日胡在日記中寫道:
    

喜見新黃到嫩絲,  
懸知濃綠傍堤垂。
  
雖然不是家園柳,
  
一樣風流繫我思。
  
戲改楊聯陞的「柳」詩,卻寄楊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約楊、周兩君去北大教書,他們都有宿約,不能即來。)(見《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頁598。詩中「傍」字誤印為「旁」,已據胡同日給楊的原信改正。)
    



6月21日胡致楊信之末說:
    

北京大學萬一能復興,我很盼望一良與兄都肯考慮到我們這個「貧而樂」的大學去教書。     

這 就是《日記》中所說的「上周去信」。此時抗戰尚未結束,胡也還不是北大校長,但他已開始為北大的復興設想了。如果不是他對於楊、周兩位的學問已有十分 深切的認識,胡是絕不會預作如此鄭重的表示的。但周是燕京大學保送到哈佛的,必須先回燕京服務,楊則已應張其昀之約,去浙江大學任教,所以都「不能即 來」。
  


楊和胡的交情則更比其 他青年學人為深厚。這不僅因為兩人性格都溫厚 開朗,特別投緣,而且知識上的興味也最為接近。他們都喜歡歷史考據,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語法,尤其是都愛寫詩。這些共同興趣很早便使他們兩人的交情進入 了不拘形跡的境地。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胡適正式接受哈佛遠東系的邀請,教八個月的中國思想史,長期住在康橋,他和楊的關係便益發親密了。 據我所見到的一部分楊的未刊日記,楊不但旁聽胡的思想史課程,而且等於作了胡的助教,代為選英文教材,並在胡外出開會時代他監考。(可參看胡頌平《胡適之 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5冊,頁1854-5,1865。這些資料都是楊提供的。)
  

詩的唱和似乎是拉近兩人之間的距離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1944年12月21日楊陪胡下鄉買一批老傳教士留下的中國舊書,胡在日記中寫道:
    

楊君在火車作小詩:  
才開壽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廬。
  
積習先生除未盡,殷勤異域訪遺書。
  
(見《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608。)
   
 

胡 的生日是12月17日,這一年有不少朋友從各地來為他祝壽,先後有兩次大宴會,因此才有首句的「才開壽宴迎佳客」。但楊先生後來告訴我,此句的「佳 客」原作「嬌客」,戲指胡的美國女看護。胡笑了一笑,把「嬌」字改作「佳」字。這便是我所說的,他們的交情已不拘形跡了。後來為了買書的事,兩人之間還續 有唱和,這裡不必詳述了。楊在1945年1月29日記中有一條簡短的記載,說:
    

上胡課(按:指思想史)。呈閱四年來所作詩,請勿廣布。 
   

1949年4月胡適流寓美國,最初一年之內,心情十分黯淡,幾乎從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變成了一個悲觀主義者了。這一年五月以後的日記最能看出他全無興致的低潮心情。七月間楊寫信給他便想用詩來解開他的心結。胡在7月27日的回信中說:
    

謝謝你七月二十一日的信。  
你勸我「多作幾首詩」,這個意思頗新鮮,我一定記在心裡。可惜的是
    
待等秋風落葉,
    
那時許你荒寒?
  
詩是你的,?是我借加的。
  
  


這種細緻體貼的詩的感情,今天讀來還能使人低迴不已。
  

這種感情是相互的。胡對楊的關懷和愛護,也同樣地無微不至。1958年3月4日胡給楊的信說:
     

收 到你三月二日的信,知道你有血壓過高的現象,我很掛念,很盼望你多多休息,多多聽醫生的話。……你實在太辛苦,得此警報是有益的。……那晚你來我家, 我沒聽見你說起身體近狀,只在你走後我頗責怪我自己「幹麼不讓聯陞多談談他自己的工作,幹麼只管我自己的 talk shop!」現在我明白了,那晚上我說話固然太多,其實時間也太晚,你也太累了,已不是向來的你了,所以你說話特別少。    


其實這已是楊在這年年底開始大病的朕兆,第二年他便入院長期治療了。1959年4月27日胡在台北覆楊報告病癒的信說:
    

今天在台大醫院裏收到你四月十八日的信,我看了信封上你的字跡,高興得直跳起來!拆開看了你說的「昨日(四月十七日)出院回家,這半年不用教書,還可以接著 take it easy。下月起想寫些短篇文字,但當愛惜精力,決不過勞」,我特別高興!  我一定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給我們的許多好朋友。他們都很掛念。    

從胡的這兩封信──一寫在楊的大病之前,一寫於初癒之後──我們不難看到,胡對楊的健康流露出一種發自內心的關懷。
   

胡、 楊之間的關係當然不止於詩的唱和或私交方面,更重要的是二十年間幾乎沒有間斷的論學往復。這裏讓我先說幾句關於胡適作為一個學人的風格。胡適一生的 活動面極為廣闊,他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尤其受到世人的注意,但從本質上看,他始終不失為一個學人。他一生最愛好的還是中國文學、史學、哲學各方面的研 究。他不但自己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學術興味,而且終身以推動「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最大的樂趣。因此他隨時隨地留心人才,發現了人才之後則不斷加以鼓勵,並 不辭「到處逢人說項斯」。同時他又深受現代價值的影響,完全接受了在知識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因此他對於後輩學人確能站在對等的地位上討論問題,從不露出 居高臨下的姿態。1943年與楊聯陞、周一良等人訂交以後,他們之間的論學,無論是口舌的或文字的,都體現了一種蘇格拉底對話式的精神,而與中國的語錄傳 統不同。胡適研究《水經注》一案始於1943年11月。在以後兩三年的通信中,他曾為了其中梵文問題一再徵詢周一良的意見,也曾為校勘和考據的問題要楊聯 陞替他嚴格地審查證據。1946年回到北平以後,他在百忙中仍然保持與周一良討論學術,儘管後者在政治上已逐漸左傾。1948年秋天,他還寫了一封長信與 周商榷牟子《理惑論》的年代問題。這封信後來附在周的論文之後,刊於1950年出版的《燕京學報》上。胡適生前在中國大陸上正式發表的文字,這大概算是 「絕筆」了。
  

四十年代胡適在哈佛結 識的後輩學友之中,楊聯陞是相知與日彌 深而且終身不渝的一位。1949年胡重返美國時,楊在西方漢學界已如旭日初升。胡對他治學的精博,極為推重,故每有所述作必與楊往復討論。這一點在他們的 通信中表現得很清楚;如果我們說,楊是胡晚年在學術上最信任的人,那是一點也不誇張的。胡在「遺囑」中指定楊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決不是偶然的。
   

另 一方面,楊對胡則終身以師禮尊之,所以他給胡寫信總是自署「學生」。楊是清華畢業生,但曾在北大「偷聽」課。我猜想他一定也旁聽過胡在三十年代所開的 關於中國文學史的課程。(可惜我當年忘記問問楊先生。)無論如何,楊在哈佛曾聽過胡一學年的「中國思想史」,這是已證明的事實。他事胡如師,是順理成章 的。胡心中也未嘗不視楊為他的學生,不過,在文字上未嘗作此表示而已。「雖然不是家園柳,一樣風流繫我思。」這兩句詩便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描寫得恰到好處。
   

現 代的師生關係是戴震所謂古代的師與友之間,作學生的已不能如莊子所謂「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更不容易作到恪守師說不變的地步。楊在治學方法上受胡 的影響很深,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並不以胡所標榜的「科學方法」為治學的無上戒令。早年在清華時期,他已從陳寅恪治隋唐經濟史,畢業論文(關於中唐的稅 制)便是在陳的指導下完成的。他的專業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聖以社會科學治史的主張。後來陶為他的《漢學評論集》(英文文集)作序,說他是 「轉益多師而自成大師」,確不失為知言。故楊從胡遊真能作到擇善而從,而不致把胡的限制變作自己的限制。對於胡立說過當的地方,他往往獻疑質難,不稍假 借。例如有關全祖望七校《水經注》的問題、《壇經》之「壇」是否「檀施」之「檀」的問題,楊都不同意胡的「大膽假設」。
   

但 是楊在自己研究的範圍之內向胡求教則往往得到「小扣大鳴」的效果。從1949年到1958年,楊的不少重要論著都曾獲得胡的攻錯之益,其中有關於考證 材料的,也有涉及基本論點的。舉其著者,英文論文中如南宋會子的考證、王莽新朝之「新」的涵義及中國社會思想史上「報」的觀念,中文論文中如《老君音誦誡 經》考釋及自搏與自撲考等,都在撰述過程中容納了胡的許多批評和建議。他們之間反覆討論所發揮的積極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上述幾篇論文之所以嚴密周洽正得力 於胡一方面攻瑕抵隙,另一方面又傾其所知以相助。朱熹詩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於此見之。他們論學二十年,達到了相悅以解、莫逆於心的至高境界。這一知性 的樂趣,寓雋永於平淡之中,自始至終維繫著兩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後世讀他們的書信集的人是不能不為之神往的。
   

最 後,我還要指出胡楊交遊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色,即他們之間從來不以政治為談論的題目。這並不表示他們在政治上有什麼基本的分歧,而是因為楊是一位純 粹學院式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不但沒有興趣,而且視為畏途。他告訴過我,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曾當選為北平大學生聯合會的主席,那正是學生運動左右分化最為 尖銳的時代。他這個主席一直處於左右兩派學生的夾攻之中,喫盡了苦頭。從此以後他便遠離一切政治活動了。胡很瞭解他的性格和想法,所以祇和他談學問,絕不 涉及政治。作為一個學人,胡的自由主義的重心也偏向學術和思想,與實際政治終不免有一間之隔。儘管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局勢逼使他不能不在政治上作出明朗的 抉擇,但他的自由主義從未轉化為政治行動。由於他是一個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他完全可以作到讓政治的歸於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使這兩個領域不相混 淆。
  

1945年12月17日是胡適五十四歲的生日,楊聯陞寫了一副對仗工整但又很富於幽默感的壽聯為他祝壽。聯曰:
    

及門何止三千,更教碧眼兒來,紅毛女悅;
  
慶壽欣逢五四,況值黃龍酒熟,黑水妖平。
  
   


據 他說,此聯在紐約的中文報紙上刊出後,他頗受到左派人士的譏刺。因為「黑水妖平」指共軍在東北被國軍擊敗的近事而言。以「黑水妖平」對「紅毛女悅」自 屬妙手拈來,涉筆成趣。詩人遇到這種天造地設的對仗是不肯隨便放過的。但這個「妖」字卻也使他的政治同情偏向胡的一邊了。據楊在12月9日的記事冊上的紀 錄,初稿文字與定稿頗有不同,最後四個字原作「白日旗飄」,以文字而論,自遠不及改稿為工穩。但楊的日記又說:「十日與丁梧梓商改。」丁梧梓即丁聲樹,原 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其時正在哈佛訪問。所以我們已不能斷定「黑水妖平」四字是作者自己的改筆,還是出於丁聲樹的建議。總之,楊雖然一生 遠離實際政治,卻不是沒有政治意識和政治判斷的人,1945年4月3日他曾特別注意海耶克那部轟動一時的《到奴役之路》;4月12日晚他又去聽哈佛經濟系 和社會系的幾位名教授討論海氏的書。這一天適值羅斯福總統逝世,他在日記中寫了一首悼詩,起句云:「章憲煌煌告五洲,大西洋月印如鉤」,正是頌讚羅氏的 「大西洋憲章」。他的政治傾向還是很清楚的。這兩天的記事為他的壽聯提供了一種思想的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和胡一樣,也是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正是 由於愛好羅斯福所揭示的「四大自由」,他萬般無奈地作出了定居美國的抉擇。然而也幸虧如此,他才躲開了政治的紛擾,在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裡,窮年累月地博 覽群書,終於為西方漢學界放一異彩。
  

1949 年胡適重返紐約時,當年哈佛 校園中「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群英只剩下楊聯陞一人了。其餘幾位,借用胡的一句名言,不但都已失去了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我們今天 能讀到這一冊胡、楊書信集,真有說不出的意外喜悅。但從產生它的歷史背景看,這一冊書也未嘗不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劫後餘燼。這一堆劫後殘灰, 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後世讀者憑弔二十世紀中國所經歷的滄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將會激發來者的弘願,踏在前人所遺留的業績上,重振「中國文史之學」!
    

在結束這篇序文之前,讓我再回到個人的立場上說幾句話。蓮生師從遊於適之先生之門是他生平最為珍惜的一段經歷。1976年他贈我「何必家園柳」一句題詞便顯然借用了適之先生「雖然不是家園柳」那首贈詩。1965年夏天他和我一詩云:
    

古月寒梅繫夢思,誰期海外發新枝。
  
隨緣且上須彌座,轉憶當年聽法時。
     



「古 月」指適之先生,「寒梅」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他飲水思源,最念念不忘的還是適之先生當年「說法」的一番錘煉。1977年我離開哈佛之前,他 又對我說起他先後二十年和適之先生文字往復,受益無窮,樂趣也無窮。因此他希望我去後依然能繼續我們之間長期論學的習慣。不用說,這也正是我所期望於他 的。1985年我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除函札往返外,在電話上更和他長談過無數次。最後他為該書寫〈原商賈〉的長序則是他晚年最用氣力的論 學之作。他和適之先生互相攻錯在他學術生命中所發生的創造性的作用,於此可見。他不惜以晚年衰病之身從多方面啟發我,主要也是因為他要把他和適之先生的論 學傳統延長下去。
  

我從來沒有見過適 之先生,但是我在學術專業上受惠於蓮生 師的則遠比他得之於適之先生的既深且多。這已不是尋常感謝的套語所能表達於萬一的。1966年我回到哈佛任教,這個新添的職位是他全力爭取得來的。我終於 沒有能等到他退休便決定離開了哈佛,從私人情感上說,我對他的歉意是永久的。但是和適之先生一樣,他具有異乎尋常的寬容精神。他不但沒有半點介意的表示, 而且尊重我的決定,鼓勵我在學術上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從學術之為公器的一方面看,他肯定了我的決定的正面意義。這也是「何必家園柳」的更深一層的涵義。 但是他早在1976年元月為我生日題詞時,大概沒有料到這五個字竟成為「一語成讖」的預言吧!
  

我寫這篇序文時,蓮生師逝世已滿七週年了。他生前最重視中國文化中「報」的價值。但「報」字之義也有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可以用種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讓我謹將此序獻給他在天之靈,算是我對他一種最誠摯的回報。
                

1998年元月2日余英時敬序於
               美國珂泉(Colorado Springs)旅次




***


  編印緣起  

胡適之先生交遊甚廣,除與朋友們經常有書信往來外,許多慕名者,以其平易近人,也會寫信向他請教問題。由於他有信必復,所以累積的函札數量,頗為可觀。   

1966 年8月,台北文星書店編印的《胡適選集》中《書信》一冊,係輯錄各書報雜誌中所發表的胡先生給別人的信,只有73封。因為他歷年所保存和他人來 往的信件,於1948年12月15日倉促飛離北平時,全都遺留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住宅裡。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設在胡宅,將其全部文件妥 為保管,倖免於散失及毀棄之厄。1979-80年,該所排印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下三冊,作為「內部發行」資料,禁止攜帶出境。可是不久就流出了大 陸。1982年10月,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率先參考該書並配合多年來搜集到的胡先生函札,開始發表並作註釋,以〈從遺落在大陸暨晚年書信看胡適先生的為 人與治學〉為題,連載達兩年之久。遠景出版事業公司也在同年12月趕印梁錫華博士選註的《胡適秘藏書信選》正篇及續篇。可見海峽兩岸對胡先生函札重視之一 斑。  

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耿雲志教授主持下,將所藏胡先生的文稿及書信等,編印了42大本《胡適遺稿及秘藏 書 信》,均照原稿影印,由黃山書社出版。其中第18至42冊,全係書信。在這25本中,共收錄胡先生致他人的信近六百通,他人致胡先生的信五千四百餘通。   1996年,耿雲志又與歐陽哲生教授合編《胡適書信集》上中下三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排印出版,只收錄胡先生寫給別人的信(英文信除外),計1,644 通。  

胡先生的函札,雖然經過上述多次輯印,仍不免有所遺漏,如與胡先生通信較多的楊聯陞(蓮生)院士所藏胡先生的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遠在1975年12月1日,楊先生致函中央研究院錢院長思亮先生云:     

晚 學於週前檢出胡適之先生在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以後十餘年間寄晚學之信數十封,共一百六、七十頁,正請哈燕社漢和圖書館代製 Xerox 副本,希望數日內可以作好,擬請〔余〕英時兄帶上一份,請院長帶回南港,轉贈紀念館收存。此等函件,多數討論文史,原可公開,但亦涉及當時縮照影印我國善 本書之計劃(進行不甚順利),又提及國內學者有需要「美援」情形,在今日發表,似不相宜,敬請轉告紀念館不必影印流佈。此外,應尚有十數封(其關於自搏自 撲之信,已在晚學補論中印布)〔按:即1962年9月3日所撰〈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補論〉一文,請見本書附錄。〕一時不易搜齊(因與其他師友函件混在 一處),將來再複製補寄(信中處處可見胡先生獎掖後進之深情,故原信仍擬由晚學保存,以為個人紀念)。
    

錢院長於1976年3月8日函復楊先生後,即將複製本一份連同附冊交本館庋藏。  

十年後,1986年10月20日,楊先生為整理胡先生手稿事答復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函中有云:    

函札之應否發表,依情依理,似應由收藏者決定,晚無出售駿馬骨之想,亦曾將胡先生手書一七六頁(一九四三─一九五八) Xerox 一份,請錢思亮院長帶回贈紀念館收藏,一份贈余英時教授,自存原件。 
   

從 這兩封信中,楊先生無意藏私、視為獨得之秘的磊落胸懷,躍然紙上,令人敬佩!   這批珍貴的函札,一直由本館妥為庋藏。近二十年來,本館對於刊布胡先生手稿之工作,不免有些停頓。本館前主任王志維先生以健康關係數度請辭,於1993 年7月底獲准。我奉吳大猷院長之命自8月起兼理館務,由於平素對於胡先生之著述涉獵不多,故對館中典藏情形,一時未能進入情況。  

1995 年11月30日,館中同仁趙潤海先生找出楊先生所贈送的信件影本一帙,來商可否刊布?經再三衡酌,認為這是一批有系統而較完整的史料,一代學人如 此珍貴之墨寶及論學之重要文獻,不宜再任其長期封存下去;本館雖職司典藏,而史料流布更為重要。乃決定予以出版,廣為流傳,以供學界參考。至於楊先生致錢 院長函中所述之顧慮,由於時日已久,似已不復存在。於是即請趙先生著手整理。   

楊先生處尚有十數封胡先生 的信,未能同時檢出,曾答應錢院長「將來再複製補寄」,惟迄未寄來。1990年11月16日,楊先生在美國遽歸道山;而我與楊夫人繆珍女士向未謀面,自不 便冒昧函擾,乃於1995年12月29日函請余英時院士代向楊夫人探詢此十數封書札之下落,盼能檢出惠贈一份,藉成全璧。同時也說明擬影印出版的構想,藉 代徵求其同意。  

1996年7月4日,余院士自美返台出席院士會議,親自帶來楊夫人找到的十數封信,當面交給我,謂此信太珍貴,不便 郵寄,若有洪喬之誤,將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其維護史料安全之盛情,令人感佩!而楊夫人無條件的將原件贈送本館,尤為銘感。   聯合報張作錦社長自余院士處獲知此項消息後,對於兩位先賢之手札至為重視,立即表示願由該報斥資承印。本館經費拮据,張社長之盛意,將可解除印刷費方面 的困難;在報請本館管理委員會呂主任委員實強教授同意後,遂積極展開工作。張社長委請資深記者王震邦先生協助安排編印事宜。王先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深所 感謝!  

胡先生遺留在北平寓所之函件中,有楊先生的29封,已收在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8冊中,由於影印效果不佳,特商請耿教授就原件拍攝照片寄下,特此申謝。  

楊 先生於1975年所贈胡先生函件,均係影本,有些墨跡太淡,不夠清晰,特再懇請楊夫人、余英時院士、及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博士代為追尋原函下落,惟均未 能覓得。謹對三位敬致深深的感謝。   在編輯過程中,本館同仁除趙潤海先生外,又請萬麗鵑、柯月足、徐靜華三位小姐共同加入編輯工作;除逐一清查本館現存檔案外,對於任何可能藏有或發表兩人 來往書信之報刊雜誌,分頭去『動手動腳找東西』;並一遍一遍的校對釋文,於必要處酌加註解。整理名人函札,不能不慎重將事,往往為了一個人名、書名、或篇 名,不知道跑了多少次圖書館,而擅長利用電腦的柯小姐,更不時上網查尋。經過他們幾位的通力合作,雖然仍有些無法覓得,可是已較楊先生當初贈送本館時,在 數量方面增加了二、三倍,確屬難能可貴。在即將付梓之際,特別對他們一年多來的辛勞,表示衷心感謝之枕!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陶英惠謹識  
199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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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按: 這第一篇可能嚇走許多人
胡適在1943/6/23 寫一篇 曹魏外官的"任子"制 (外官送兒子去作押品之制) 參見年譜長編 頁1807-08

第一篇

  1.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0月26日)  

胡先生:  
上禮拜給您寫了信以後就忙考德文。現在一個學期完了,休息幾天,所以又把筆提起來。

   《食貨》半月刊一卷八期(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何茲全跟楊中一的〈質任解〉,何君的文章說:《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咸寧三年「罷」及「降除」質 任。梁任公《中國文化史講義》說「質任蓋如後世投靠賣身之甘結」,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讀書雜誌論戰》第四輯)說是部曲對領主的服役與盡忠的誓 約。北大《史學周刊》第六期,楊中一發表〈質任之一解〉誤謂「質任蓋為部曲對於領主服納的租役」,何君在這裡改正他,引《吳志》〈陳泰傳〉「聚羌胡質任等 寇偪諸郡」,〈孫權傳〉「並徵任子」(《魏志》〈王觀傳〉也有),「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為任子」,〈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責權質任子」,《晉書》 〈李流載記〉「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慕容暐載記〉「上黨質子五百餘家」,〈劉聰載記〉「皆送質任」,又「運疋任子於陰密」,證明質任是人不是 物。楊君也寫一短篇,承認何君的說法,又舉《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蜀志》〈霍峻傳〉注引《襄陽記》都有「任子」,《魏志》〈武帝紀〉、《吳 志》〈孫亮傳〉,《蜀志》〈先主傳〉單用「質」字,《吳志》〈諸葛瑾傳〉注引《江表傳》,〈霍峻傳〉引《漢晉春秋》都說「委質」,《魏志》〈明帝紀〉注引 《魏略》文帝與孟達書「今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開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質任。卿來相受,當明孤意,慎勿 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說明「示恩」是罷除質任之一因。這些材料恐怕一大半您都引過了。  

這個禮拜 Wittfogel妇在這兒講幾點鐘,我還沒去聽,昨天下午碰見他,一塊儿在校園裡繞了兩個灣[彎]兒,他說講中國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國維、郭沫若专的文 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類不可不知。我說這些知識,對於中人以上的史學系大學生,不過是家常便飯,無甚希罕。他似乎覺得奇怪。我想這 我沒有「吹牛」。我又告訴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過妄用是很危險的。他講的東西,大概也是概論性質,明天也許去聽一聽。  

有時候想起自己的論文,系裡的規定是以翻譯為主。可是很難找適當的材料。想譯《宋史》〈食貨志〉的一部分,全譯太長又似乎沒有意思。您想自漢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麼相當重要而不甚難譯又不甚長的東西嗎?(比方〈徽宗紀〉,要譯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頭緒太紛繁了) 


 敬請  
道安                
學生 楊聯陞[1943年]十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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