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李零:“張政烺先生學行” ;我的老師,我的老師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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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烺(1912年4月15日-2005年1月29日),山東榮成人,中國史學家與文字學家,長於甲骨文、金文與商周史。
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54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60年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1990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1月29日,因病去世。作品收錄於《張政烺文史論集》。


“張政烺先生學行”      展展板文字


文︱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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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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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烺,一個生於海闊天空之地的人,一個溫柔敦厚、襟懷坦蕩、學識極為淵博的人。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也是北京大學的老師,是北京大學很多老師的老師,我們大家的老師。他一輩子老老實實做人,一輩子勤勤懇懇做學問。他的墓碑上刻著他手書的座右銘:“真誠求實是為人為學之本。”他這一輩子,沒有官職,沒有頭銜,沒有門戶,也沒有子弟兵,但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卻贏得了北大師生和學界所有人的愛戴。什麼叫老師?這是最好的答案。五十七年前,張先生離開北京大學,成為一生之痛。今天,我們接他回家。


1948年6月,北京大學史學系歡迎陳受頤主任回國,在沙灘紅樓前合影。前排左起:鄧廣銘、陳受頤、毛子水、鄭天挺、張政烺;後排左起:楊翼驤、胡鐘達、楊人鞭、萬斯年、韓壽萱。

張政烺先生於乾面胡同舊寓前留影,約攝於1960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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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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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張政烺生於山東榮成,終其一生,鄉音不改,為人木訥寡言,不與人爭,不與人辯,但從不隨波逐流,只要自己覺得對,決不輕言放棄,柔中有剛。

1936年,他從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過十年,對史語所圖書館(今傅斯年圖書館)的建設和保護有大功。在他的回憶中,押解史語所圖書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1946年,他從重慶回到母校,在北大史學系任教,當過十四年教授,為北大培養過許多優秀學生,然而北大卻是他的傷心之地。1960年,張先生因在北京大學講授“魏晉封建論”,不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性,被迫從北京大學調出,把組織關係轉到中華書局。當時,很多從事古籍整理和外文翻譯的專家都屬於“有政治問題”的人,這種遭遇讓他深陷痛苦。1963年2月5日,張先生被任命為中華書局副總編,然而他卻從未到任,而是躲在他長期兼職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歷史一所和考古所建所之初,他就是這兩個所的學術委員)。他酷愛攝影。他曾賭氣說,他想到鄉下開照相館。1966年以來,他才成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

張先生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古代史,對考古、古文字、古文獻等各種史料都很熟悉。在中國歷史學界、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享有很高聲譽。傅斯年、郭沫若、夏鼐等前輩都很讚賞他的學問。他上過北大,從馬衡、唐蘭學,深受清代金石學和羅王之學的影響;進過史語所,也繼承了史語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歷史語言的傳統。解放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注重社會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較研究。在史學觀點上,他一直堅持“魏晉封建論”,從未動搖。他特別重視古文字研究。“羅王之學”的傳人,唐蘭先生那一輩是第一代,他和陳夢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他在古文字學界是公認的泰斗級人物。張先生無官無職,不聲不響,但卻愛惜人才,獎掖後進。如裘錫圭先生就是經他推薦,脫穎而出,成為古文字學界的領軍人物。


張政烺先生書法作品:書以氣為主。

張政烺先生為趙儷生先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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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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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離我們而去,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這裡展出的遺著、文稿,只是他學術夢想的一鱗半爪,後學難以窺其堂奧。他有三個遺願:第一,編一部《中國歷史圖譜》;第二,編一部商周銅器銘文的考釋之作;第三,把他在紅樓整理組整理的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整理發表。這三件事,只有第三件事,留下遺稿。張先生的著作,涉獵廣泛,其最大貢獻,國際國內學術界公認的貢獻,是他對商周“數字卦”的研究。儘管有人詆毀這一研究,但古人云:“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論語·子張》)最新發表的清華楚簡《筮法》《別卦》再次證明,還是張先生站的高,看的遠,說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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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我的老師,我的老師夢

 2017-11-22 李零 
張政烺先生在寓所庭園


  • 今年是文史大家、北京大學傑出校友張政烺先生誕辰一〇五週年。為紀念張先生,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華書局將於2017年11月22日舉辦“ 張政烺先生紀念座談會 ”,並於11月23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舉辦“張政烺先生學行”專題展。

  • 本文系李零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靜園學術講座”第五十二講的講稿。


文︱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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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君親師,師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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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第一個師父是個姓龍的和尚。他說,龍師父的屋裡供著塊金字牌位,上面寫著“天地君親師” (《我的第一個師父》)

什麼叫“天地君親師”?這個說法很古老,如《荀子·禮論》就有類似說法。

  •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天、地、人,中國叫三才。天地之間人為貴。君、親、師都是人,不是神。

利瑪竇到中國傳教,他發現,中國人家家都拜“天地君親師”。禮儀之爭爭什麼?關鍵就在,這種拜拜算不算宗教。羅馬教廷裁決說,算,中國人不放棄這個教,就不能信他們的教。中國皇帝說,那好,請你們離開中國。

中國傳統,只有國家大一統,沒有宗教大一統,只取經,不傳教,宗教束縛小,人文精神強。中國革命,無需宗教改革,只要把皇帝打倒,就算齊活。這跟歐洲很不一樣。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天地君親師”被“天地國親師”代替,國還在,親還在,師還在。師在中國,仍然很重要。

順便說個問題,有一種碑刻或牌位,龜趺馱著八個字,“天地日月國王父母”,元代很流行。這八個字,包含天、地、君、親,但沒有師,這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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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壞孩子,想當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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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當小學生時就有的夢。我的夢想是當老師。

我為什麼想當老師,說起來,臊得慌。原來我是壞孩子,經常被圍剿,經常被制裁,就跟美國定義的流氓國家或邪惡軸心一樣。我想當老師,只是想當個從來不整人的老師。

當老師,很難。老師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我最不擅長此道。我在農村教過小學,教過中學,語文、算術、繪畫、音樂、體育,什麼都教,大孩小孩都教。我發現,我很失敗,我比我認為最壞的老師都不如。

命運真會捉弄人,幾十年過去,我這個從沒上過大學的人,連小學都教不好的人,居然站在大學的講堂裡,給你們這些百裡挑一、千裡挑一的高材生講課。我一直在想,這是不是做夢呀。我在夢裡,經常為此而困惑,分不清夢與現實。

今天,我想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什麼是老師,什麼樣的老師叫好老師。

前一陣兒,校領導把我叫去,要我跟其他幾位老師討論師德師風建設,我說,現在的道德宣傳太虛偽。我不是好老師,但我有個好老師,他的名字叫張政烺。張政烺不是現在標準下的好老師,但我佩服的是這種老師,這種古風猶存的老師。

最近,北大文研院打算辦個展覽,張政烺先生的展覽。渠敬東老師跟我說,這是講北大校史,講中國學術史。我不是北大出身,但我的老師是北大的學生,也是北大的老師,而且是好多北大著名教授的老師,這個展覽當然值得辦。五十七年前,他離開了北大,這是他一生最傷心的事情。辦這個展覽意味著什麼?我說,這是接老師回家。

這裡,我想拿張先生當個例子,講講我對老師二字的理解。

張政烺先生同蔡美彪、週一良、何茲全等先生在某次會場,約1980年代。前排左起:蔡美彪、張政烺、何茲全、週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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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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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老師?韓愈早就講過了,傳道、授業、解惑(《師說》)

傳道是傳大道。道這個詞,先秦很流行,有點相當主義,至少是大是大非大道理。但越是大道理,大家的理解可能越不一樣。古人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那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現在,私有神聖,市場萬能,賭神就是上帝,發財才是硬道理。傳什麼道,對現在的老師是個難題。

最近參加一個會,湖南省博物館要辦一個春秋戰國文物展。春秋出了孔子,戰國有百家爭鳴。搞中國思想史的人喜歡說,這是聖人輩出的“樞軸時代”,知識分子的春天,思想史的黃金時代。但當時的人可不這麼認為。第一,當時的領導很不滿意,覺得思想混亂,不能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定黑白於一尊。第二,當時的知識分子也不滿意,覺得其他派別擋了自己的道。更何況,這是個率獸食人、殺人盈野的時代,當時的老百姓更不會說,這是什麼黃金時代。當時,大家沒有共識,唯一的共識是“天下無道”,正是因為“天下無道”,大家才各講各的道。《莊子·天下篇》不是講了嗎?“道術將為天下裂”。現在的世界不正是這樣嗎?

授業是傳授知識。這條好像簡單一點。問題是學了本事幹什麼。孔子教學生,主要是教詩書禮樂,這些都是人文學術。他的培養目標是干祿。干祿,現在叫跑官。當時,只有當大官才叫成功人士,不像現在,只有發大財才叫成功人士。孔子很清楚,官場是糞坑,但不做官,無法施展其抱負,也就是他的道。他至少知道,《微子篇》裡那些嘲笑他的人才是高潔之士。從《微子篇》到《世說新語》到《儒林外史》,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什麼?《微子篇》講得很清楚,是隱士。隱士以逃避做抵抗,很難,基本是個夢。《儒林外史》開頭的王冕,第五十五回的四大奇人,就是講這個夢。第五十六回是個常見的俗套,被埋沒的人得到皇上旌表。我是目睹了我身邊的《儒林外史》,所以才說,大學是培養人材的地方,不是培養奴才的地方。我心中的人材是老北大的革命家和學問家。

解惑就是啟蒙,從糊塗到明白。我說,當老師難。我口才不好,不喜歡講課,從來不是優秀講師。我更喜歡寫字,但講課逼我說話,也有一點好處。我的書,很多都是從課堂上來的,課堂是鍛煉思想的地方。一次講不明白,改;兩次講不明白,再改;直到講明白。我認為,一個大學老師,首先應該是個學者。學者不是頭銜,而是起碼要求,你得讀書,你得學習,你得做學問,有這種資格,才能教人有人以為,能把簡單的事情越講越複雜,才叫學問大,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能把複雜的事情講得明明白白,那才叫本事大。把話說明白並不容易。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讀書,你損什麼?其實,讀書越多,才越要概括、提煉、總結,只有經過概括、提煉、總結,才能把複雜的事情講明白。老師,不光是嘴皮子上的功夫。不學無術,何以教人。

1973年標點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三排中為張政烺,照片中文字為啟功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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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老師叫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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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吃教書這碗飯的都奉孔子為師。他在曲阜辦學,辦的是私學。所謂上課,不過是找幾個學生上家裡聊天,或帶他們上舞雩台遛彎,不需要對誰負責。

現在的大學,學校是為教委辦學,院係是為學校辦學,老師是為院系辦學。教委負責撒錢,錢分到學校,要變成項目,落實到崗位,一層層往下發包,定指標,收租子,這就叫辦教育。所謂雙一流也好,國際化也好,新體制代替舊體制也好,都是在這套機制下運行。一句話,本末倒置。我們批判過這種倒行逆施,一點兒用都沒有。

現在,在這樣一種體制下,學校是乾什麼的,老師是乾什麼的,學生是乾什麼的,確實讓我很糊塗。

第一,我想說的是,老師不是父母。

第二,我想說的是,老師不是老闆。

第三,我想說的是,老師不是表演藝術家。

我有個故事。有一回,我去美國,有個在大學教中文的老師,他跟他的美國學生說,以後不管上哪兒,你都不要忘記你的老師,我們中國有句老話,“一日為師,終身父母”,這個學生光眨眼,不吭聲。我想,這不是難為他嗎。人家美國,哪有什麼“終身父母”,撐死了也就十來年。我們的傳統,老師喜歡學生,不但傳衣缽,就連女兒都嫁給他。現在,學生找工作難,我們當老師的,應該幫他們,但你要託人家安排你的學生,你就得幫人家安排人家的學生。平時不來往,人脈不行,誰理你呀。我不認為,老師跟學生是互為工具,你給學生辦事,學生給你辦事,學生靠老師出名,老師靠學生出名,桃李滿天下,看誰學生多。就我所知,只要當年在北大聽過張先生的課,願意認他為老師的就是他的學生,他是我們大家的老師,不是哪個學生的老師。

現在,學校的一切都是按理工設計,人文萎縮,好像印第安保留地,聾子的耳朵——擺設。什麼都靠項目,什麼都靠團隊,一刀切。學校領導是大老闆,院系領導是小老闆,教授是包工頭。有個領導說,理工科,我不擔心,擔心的只是文科跟不上。其實,我們的評價機制全是跟著理科走,早就沒什麼化外之地。以後,成果署名,好像電影,最後有個名單,上下滾動,從製片人、編劇、導演、主要演員到各種小土豆。我懷疑,也許不久,個人學術將無存身之地。人類把山林幾乎砍光,把老虎幾乎殺光,不砍不殺還想不起救。什麼時候,人才會想起,除了人的地盤,也給老虎留點地方?

我的老師,他們那個時代,沒有這一套。那時沒錢,除了政治任務,沒什麼項目。張先生是幹歷史這行的,1950年代,歷史是政治教育,教大家愛國,有一套郵票,叫“偉大的中國”。他想用考古、文物講歷史,一輩子就立過一個項,《中國古代歷史圖譜》,結果還被停了,廢了。只是後來,心疼先生的人,有人出來張羅,這個項目才被恢復。最近,《中國古代歷史圖譜》終於出版,先生還是掛名主編,但他老人家早就不在了。

張先生怎麼講課,你們沒見過,他是背對學生,臉朝黑板,自言自語,語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來,就使勁敲腦瓜,腦瓜裡裝的東西太多,有時敲不出來。他跟易中天、於丹這樣的老師大不一樣,口才並不好。現在的中國,什麼都是表演,什麼都是行為藝術,演講都是演著講,我不習慣這麼講。

子張說,孔子什麼都學,學無常師(《論語·子張》),這點很重要。老師傳學,把學生當老師的複製品,學生瓜分老師,各得夫子之一體,分而又分,說是光大師門,格局越來越小。我一向認為,只跟一個老師學的學生不是好學生。同樣,只把學生當私屬,靠學生延續學術生命的老師也不是好老師。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論語·憲問》)做學問,這是你們自己的事。你是為自己讀書,為滿足自己的求知欲讀書——不是為了混學歷,不是為了評職稱,不是為了博學界喝彩,不是為了討大眾歡心,更不是為了跟同行較勁,炫博耀奇,顯擺自己學問大。

我理解,老師是老師,學生是學生,不能混為一談。你們到北大,不是為老師學,是為自己學。老師帶學生,不是為了傳衣缽,而是為了成就他們的願望。我說,成人一願,勝造七級浮屠。因為這可能徹底改變人的一生,如同再造生命。

我的老師,只是用他獻身學術的榜樣,示範於我們,鼓勵我們趕緊讀書,多出成果,就像老虎媽媽教小老虎打獵,身教勝於言教。他不傳衣缽,不拉山頭,沒有子弟兵。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我認為,能夠成就學生願望的老師,才是好老師。張先生就是這樣的老師。

中國考古訪美代表團在美國加州舊金山,1980年6月10日。左起:張政烺、張長壽、夏鼐、馬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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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乃天下之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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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幾千年大一統,官就是公,公就是官,私人的一切都歸它管。公當然不可或缺,但只有公,沒有私,那就過分了。現代西方,歷史上有自治傳統,主分不主合,個人是自治的極限,解放個人是解放商業,私是主體,公是附庸,公是不得已而為之,頂多起點調劑作用,但只有私,沒有公,照樣不行。

現在,你們寫論文,有一套學術規範。這套規範從哪兒來,是不是什麼都好,你們想過沒有?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學這套規範,用這套規範,琢磨這套規範,也反思這套規範。

比如西方學生好辯,argument是論文少不了的作料。我行,我牛,現在的廣告淨這麼吆喝,爭強好勝才吃得開。我一直在想,這種風氣從哪兒來?

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真理在我,你沒有,你是錯誤的化身,我當然得批你,否則讓你亂了正聲,那怎麼行。這種專制主義,每個知識分子,骨子裡都有,這不是問題的關鍵。

宗教關乎信仰,最重辯論,西方有宗教傳統,當然好這一口兒。他們喜歡打官司,法庭辯論也是西方傳統,律師是這方面的專家。這也不是問題的關鍵。

問題的關鍵在哪裡?關鍵還在,學術規範,背後是知識產權。學術也講私有化。

然而,研究學術史,你會明白,飯要大家吃,學問靠大家做,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絕非一門一派某個老師某個學生所得而私也。

現在,大家喜歡說,“文革”是文化浩劫。紅衛兵,“破四舊”,砸了一些廟,毀了一批像,但博物館無恙,考古遺址無恙,當時沒有地毯式的盜墓,沒有文物買賣,沒有全民收藏熱。毛主席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中國的考古發現,里程碑式的發現,都是因此而發現,參加發掘的經常是解放軍,大幹快上,誰都不講個人,當時也不能講。當時,有個紅樓整理組,把全國最好的專家集中在一起,整理新出土的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和睡虎地秦簡。每本書都是集體討論、集體寫作,集思廣益,水平很高。張先生是此役的主要參與者。我覺得紅樓精神,今天也有意義。這種基礎工作,每人都單幹,重複著幹,實在沒必要。

現在,古文字考釋,一個字,考上幾萬字,同一篇東西,所有人都在搶注發明權。論文全是集釋,腳註密密麻麻,有用沒用一籮筐。這麼幹,首先一個問題,就是腳註套腳註,疊床架屋,重複著錄,煩瑣到一塌糊塗,已經沒法寫文章。李學勤先生講,清華簡,不能這麼搞,註釋要簡化,不注發明權。

發明權,現在叫知識產權,這個權,其實是個經不起追問的問題。《世本·作篇》給人類最早的發明定發明權,所有發明權,幾乎都被歸黃帝君臣,也就是古代的成功人士。

全世界,最早的成功人士是兩種人,一曰僧侶,二曰武士,一文一武。信仰和知識歸僧侶管,打仗和政務歸武士管。中國傳統不一樣,讀書做官才是成功人士,和尚道士在四民之外,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除了亂世,武人無用武之地。現代成功人士,又不一樣,美國六大利益集團,猶太、金融、軍工、科技、情報、傳媒,這些集團中的人才是人上人,名利都歸他們。

我們看博物館,看祖宗留下的東西,器物那麼美,壁畫那麼美,書法那麼美,絕大多數都出於無名氏之手。我們吃的每一粒糧食,我們穿的每一件衣裳,我們用的每一件東西,究竟是誰創造,是誰發明,我們看到的只是老闆的商標,老闆的Logo,工人不留名,農民不留名,很多戰士,也是打死就打死了,葬在無名烈士墓。

老師的本色是學生。作者的本色是讀者。誰都是先當學生,後當老師,先當讀者,後當作者。學生要讀書,老師更得讀書。我特別喜歡讀者這個身份。我的文章,很多都是以“讀”字開頭,越來越多。讀,當然首先是撿好東西讀,有意思的東西讀。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現在怎麼講?別人在前面鋪路,全是你的靶子,對嗎?你把自己弄成一個錯誤吸塵器,累不累?

1979年6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成立留影。前排左起:王毓銓、白壽彝、鄧廣銘、侯外廬、尹達、翁獨健、胡厚宣、張政烺;後排左起:酈家駒、梁寒冰、孫毓棠、李學勤、田昌五、林英、熊德基、楊向奎、牟安世、黃烈、林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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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人不倦,還是毀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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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古文字這一行,寫文章有個套路,甲這麼說,乙這麼說,丙這麼說,最後說,案眾說皆非。是不是天下的學問都這麼做?

古文字,對像是簡單事實,是這個字,就是這個字,不是這個字,就不是這個字,沒什麼討論餘地,用不著饒費口舌。太多口舌,都是用來糾謬訂錯批同行,不然沒事幹。這是小道。古人說,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你不能認為,天下之道,就這麼一個道。

比如考古,大家是在考古文化的譜系下認識問題,今天這麼講,明天那麼講,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很正常。我們對譜系的認識要反複調整。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何止一役?有些問題,一輩子都解決不了。

好惡深,則偏見生。當學者,人要厚道,不能太刻薄,成天招貓逗狗,批這批那。對學生,尤其要寬容,多從正面引導,鼓勵他們。有人以為,消滅錯誤,就是真理,不犯錯誤的學生就是好學生。訓練學生,就跟軍營或戲班子似的,站不直了就踹一腳。其實,小人物有千慮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部學術史,真理和錯誤總是互為依存,消滅了錯誤,也就消滅了真理。

有人說,真理越辯越明。我看未必,你說我是傻子,我說你是笨蛋,只能越辯越亂。俗話說,事實勝於雄辯。真理是基於事實,事實不是辯出來的。擺事實,講道理,首先是擺事實,然後才是講道理。講道理是還原真相,包括還原錯誤,把錯誤變成可以理解的東西,即一種不成功的探索。大家都在探索,尊重對手很重要。

學術不是競技體育。有人說,拳台之上,只有輸贏,你不服,我就踢館。這種理解太狹隘。我認為,學術更像寫詩、畫畫、做文章,追求的只是最好。最好的表達就一種,你得反复琢磨反复找,也許找不到,找到哪兒算哪兒。張先生喜歡孟子的“盡心”說(《孟子·梁惠王上》)做學問,你只是自己跟你自己較勁,不是跟別人打架。成天跟別人較勁,不是狂妄,就是沒有自信。

張先生有個最大特點,不與人爭,不與人辯,即使受了天大委曲,也只是躲進書房,獨自傷心,就像魯迅說的那樣,野獸受了傷,一頭扎入草叢,自己舔自己的傷口(《魯迅書信》330618:《致曹聚仁》)

張先生愛惜人才,樂於助人,這是有口皆碑。他是有問必答,不問不答。很多人都回憶過,他甚至把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送給別人寫文章。

比如當年,他因在北大講魏晉封建論,丟了飯碗。魏晉封建論,最講馬克思主義,最講社會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最講世界歷史的比較研究,但張政烺先生、尚鉞先生,還有很多人,反而遭批判。二十多年後,俞偉超先生說,當年的學界中堅都是魏晉封建論。他跟鄭昌淦先生約了很多學者,打算編個集子,為魏晉封建論翻案。他們請張先生掛帥,被張先生拒絕。張先生說,這是我一生最難過的事情,我再也不想提起它。多少年來,他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幫尚小媛出版他爸爸的遺作,但他並不打算拉一支隊伍,重整旗鼓,捲土重來。

再比如,高明先生講過一件事。1956年,故宮請一批古文字學家到故宮鑑定銅器,主持人是唐蘭。有一件銅器,在座專家都說真,就他說假,有一位著名學者拿他打镲,說大家的看法都很一致,就你跟大家作對。他不善辯,顯得很孤立。結果,有個故宮老技工站出來說,這東西,我怎麼看著這麼眼熟,好像是我師叔做的,結果證明,張先生是對的。張先生是唐蘭先生的學生,高老師也是唐蘭先生的學生,我自己也差點當了他的學生。我聽過唐先生講課,他輩分高,才氣大,當年跟王國維都敢叫板。張先生跟這一行的很多人不同,學問大,但脾氣不大。高老師說,古文字學界,風氣不好,做人,你要學張先生。

張先生同李零合影,1996年4月15日。

最後,讓我念一首詩吧。

魯迅先生有一首詩,題目叫《桃花》(見《集外集》)

春雨過了,太陽又很好,隨便走到園中。
桃花開在園西,李花開在園東。
    我說,“好極了!桃花紅,李花白。”
    (沒說,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氣,滿面漲作“楊妃紅”。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氣紅了面孔。
    我的話可並沒得罪你,你怎的便漲紅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2017年10月15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2017年10月17日在北大二教102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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